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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億人民9億商”的國家。那些支配著國家經濟命脈的國營企業成批地轟然倒塌，工人階級昔日的榮光被下崗的命運所取代，長期被拒絕的外國勢力與資本家們成群結隊地湧來，重拾他們的先輩100年前對“4億人市場”的浪漫憧憬……《經濟學人》在1990年代初的判斷令所有的新聞記者怦然心動——中國是19世紀以來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新聞的產生地。

從溫州的那些打火機廠，到哈爾濱被憤怒的工人逼到牆腳的國營工廠廠長，從落魄的投機倒把分子，到今日中國的企業英雄，吳曉波興致勃勃地行走、觀察、交談、思考、想像。在2001年風行一時的《大敗局》中，他將目光放在了那些叱吒一時的中國商業明星，他們的經歷驚人地相似，在迅速獲得成功之後，更為迅速地潰敗。

在2004年夏天的那場主題是“中國公司”的討論開始時，新一輪中國熱正處於它的頂峰。它開始於2002年前後，因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9·11”促使中國吸引了世界最大量的投資，所有關於中國的想像再次在西方媒體上蔓延。但是像一些最為清醒的觀察者一樣，吳曉波正為一個命題而困擾，早在1978年開始的那場變革之旅的將近30年後，一個越來越顯著的事實是，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的明星，但中國的商業組織似乎表現平平。進入全球五百強的中國大型企業大多是行政命令拼湊的產物，有時候，它們就像李鴻章的北洋艦隊，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規模和裝備，卻無法應對真正的挑戰。那些令人尊敬的民營公司，要麼滿足於在國內的領先地位，要麼在海外遭遇了一連串的挫敗。中國在市場規模上更易引人遐想，但實際的衝擊可能卻並非如人們描繪的那樣大，我們讓中國製造湧向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卻幾乎從未為世界創造出充滿想像力的新產品，或是為商業潮流指引了新方向。中國的經濟奇蹟，是由一群前仆後繼的倒在沙灘上的夭折者構成的，在短期內我們看到了沙灘上的勃勃生機，卻只有極少人成為最後的倖存者。

這是一種普遍卻模糊的感覺，在討論會上，吳曉波像幾乎中國所有領域的研究者一樣，遭遇了一個尷尬問題：他既沒有案例庫和資料系統可以引用，也缺乏理論可以依靠。所有判斷都是基於“感性的、個人觀察的、甚至是靈感的基礎上的”。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思想上的深入和系統能力，和行動上的隨意與不可靠，是相輔相成的。於是，我們不知道如何從失敗中汲取教訓，一旦獲得成功就得意忘形。

那次會議促成了吳曉波接下來兩年的艱苦努力。他讓自己像一個勤奮的寫論文的研究生一樣，重新回到堆滿歷史灰塵的報刊裡，尋找那些被遺忘的人物與紛爭，他按照編年體回顧了當時重要的商業事件，商業人物。這是他雄心勃勃的計劃的一部分，為中國的商業史研究積累素材，既有資料意義上的也有史料意義上，並在重新梳理與追問的基礎上，尋找中國商業發展歷史的軌跡與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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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秘密的崛起（2）

2007年1月，我看到了他努力的第一步成效。《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的上部，1978—1992年的中國商業史。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閱讀旅程，1978年的柳傳志是從《人民日報》上介紹養牛的新聞中判斷中國的改變要開始的，僱傭了8名以上的員工的小工廠就要被整頓，在腳踏車的籃子裡放了超過8只雞鴨就算是“投機倒把”，霍英東判斷中央政策是否會變的依據是首都機場那幅有女人裸體形象的廣告是否仍在……

但是所有的滑稽故事，所有辛酸的個人命運，似乎都指向了那個再簡單不過的邏輯。中國的經濟崛起沒有什麼太多的秘密可言，它不過是政府為社會與個人讓出了部分的空間，被壓抑了多年的對物質的渴望，很輕易地引發了廣泛的變化。

這項邏輯貫穿了1978—1992年的改革，也仍適用於1992年之後的改革，只不過在此刻，政府也參與了這場遊戲，它將自己視作了一種新型的公司，於是中國超過2000個縣，變成了2000個公司，也以追求經濟利益為首要原則。

中國漫長的歷史早已表明，政治具有吞噬一切的能力，也只有它能夠調動所有的社會資源。而至少在最近的300年，人口的壓力帶來物質的匱乏，政治動盪帶來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中國人對於財富的強烈的飢渴（只要看看海外華人取得的商業成就就很容易理解中國的經濟成功）。這兩項因素，再加上1990年之後全球商業革命所導致的分工格局給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