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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粱》與《黃土地》的導演。我記得他們在80年代給予中國和世界帶來的震驚。我翻出了陳凱歌在1985年描繪張藝謀的文章《秦國人》，其中的洞察力和兩人的情誼，至今讀起來依然動人。他們所創造的情境和人物形象，既令人耳目一新，也長久遭人病詬。

他們曾經所呈現的中國，是一個漫長的文明最衰落的時刻，儘管它其中仍閃現著零星的人性的抗爭與光輝，但是歷史慣性與社會動盪所帶來的吞噬卻是致命的。80年代的中國，既是一個充滿朝氣、又是一個充滿了深刻懷疑的時代，中國人對於自己的過去與現在深感不安，人們覺得自己與歷史和外部世界都失去了聯絡，急切尋找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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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裝武俠連續劇（2）

中國在過去20年的軌跡像是過山車軌道一樣起伏劇烈。80年代的追尋與自我懷疑，經過了90年代埋頭於發財致富後，在新世紀開始時突然被一種新的自信與自滿所取代，我不得不說，這其中充滿了暴發戶式的心理痕跡。80年代的中國，因為她剛剛開放，因為她的意識形態，引起世界的好奇心，而現在她則是因為市場規模、經濟增長和未來潛力。

一部又一部的製作費用驚人的古裝武俠電影，看起來就像是今日中國的某一面的展現。在製作上，它是物質與技術上的積累，而非創造力的真正展現；在對外宣稱上，它是排山倒海式的煽情；在市場策略上，它採取的是赤裸裸的壟斷……

坐在五道口電影院時，我對即將開始的《滿城盡帶黃金甲》毫無期待，像往常一樣，網際網路世界已流傳了各種版本的刻薄評論。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我一直期待看到的是賈樟柯的《三峽好人》，它和《滿城盡帶黃金甲》都選擇了在12月14日公映。但是，當我17日回到北京時，前者已在各大電影院銷聲匿跡。即使在放映日內，它也將時間安排到早晨9點30分，或是下午。而在主要的電影院裡，後者則是每半小時就會有一場，從上午一直持續到午夜。

電影沒有想像的那麼糟糕。事實上，我相信，它的最後十幾分鐘相當精彩。在一場金甲與銀甲、面目不清的廝殺過後，意外的高潮出現了。成千上萬計程車兵湧到廣場中，拖走了成千上萬的屍體，清水迅速沖洗了血跡，綻放的菊花取代了剛剛被踐踏的那些屍體，色彩鮮亮的地毯被一卷卷展開，皇帝重新回到舞臺中央，氣定神閒，士兵列隊，面上的表情勇敢又效忠，早已準備好的樂師開始有關忠孝禮義信的合唱……在一層又一層的背叛與陰謀暫告一段之後，一杯毒藥潑在了圓平臺上的方桌子的中心。

我不知道，我是否過度詮釋了電影，在一瞬間，我甚至覺得張藝謀是以“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來理解中國歷史的秘密的，至少他無意中做到了這一點。新的一層掩蓋住舊的一層，人們總是站在血跡與屍體上歌唱，沒人會記住發生了什麼。

不過，這短暫的質疑，似乎迅速淹沒在對場面與色彩的鋪陳與玩味之中了，消失在公眾的嘲笑與解構中了，它平庸的劇情與徹底缺乏的歷史常識，也使得這種追問顯得概念化與空洞。

在這場消費狂歡裡，如果你想看到真正動人的電影，比如《三峽好人》，你依然只能去買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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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秘密的崛起（1）

我很慶幸能生活在這個充滿了變化和激情的大時代，但是說實話，我希望它快點過去。

——吳曉波《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2004年的7月，吳曉波和哈佛商學院、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些教授、學生，在查爾斯河畔進行了一場座談會，主題是中國公司的成長。當時36歲的吳曉波是中國最著名的商業題材作家，有一張和實際閱歷不相匹配的年輕的臉。1990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後，他成為了新華社浙江分社的一名記者。那時，他心懷偉大的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式的理想，“以由表及裡，由近及遠的探求為己任，去推敲、去歸納、去想像和推測內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它的昨天意味著什麼，明天又可能意味著什麼”，他也期待有一天獲得像李普曼式的榮光。

“美國世紀”的到來塑造了李普曼的思維與寫作，他一生向幾代美國讀者解釋，你們的國家已成為世界的領導者，你必須做好心理與頭腦上的調整。而吳曉波的記者生涯，則遭遇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開放與興起的過程。一個超過10億人的國家，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從一個鐵板一塊、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變成了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