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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這樣稱呼他）還記不記得，在他臨死前有位中央電視臺的女記者曾受命和他長聊過？我沒有忘記，沒有忘記他坐在我的面前，沒有忘記他的相貌、眼神，沒有忘記他話語中的可憐、絕望，沒有忘記或者說無法忘記他是怎樣從一位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到失去人生自由的“階下囚”，在看守所裡任看守“提”來“提”去的天地變化，以及這天地變化的錯位給他帶來的措手不及與無可奈何，那無奈是飛揚的馬車在仕途上狂奔猛跑，忽然間將其掀翻在地，然後在他眼前一路絕塵而去宿命般的追悔莫及與難以玩味。

2001年12月19日，我為“慕、馬大案”最後一次採訪中紀委副書記劉麗英，開始採訪前曾經不經意地問到馬向東的生死結果，恰好當天馬向東選擇了最新死亡方式——接受針頭注射，剛剛於上午被執行了死刑。我又感到了那團難以下嚥的東西，採訪結束回到辦公室，人其實已經回到了三個月前的南京，回到了綠園賓館，那是我和攝製組住的地方，我們剛剛從後院兒回到前院兒，“前院兒”就是綠園賓館，“後院兒”就是江蘇省“省看”，馬向東就被關在那裡，每天和我只有幾十米的距離相隔，但是為了能讓他接受採訪，為了讓他在接受採訪時真正能說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我已經做了好多天的準備——

菸屁股

當他接過我剩下的半截菸屁股猛抽幾大口，那份貪戀沒法兒讓人想像他曾經是一位“老闆”派頭的副市長，人，到了這一步，怎麼會是這樣？

人的記憶有時會因為某個細節而揮之不去。採訪馬向東讓我久久不能忘懷的首先是一個細節，我把這個細節叫做“死亡細節”，因為對於我，現在已經消失於人間的老馬留給我最深刻的記憶首先就是這樣一件小事，一個細節，一個“死亡細節”。

老馬嗜煙，對於嗜煙如命的人來說，關在看守所，失去抽菸的自由可能比失去什麼自由都更現實般的讓人難以忍受。

與老馬“長聊”，我是事先備好了香菸的，沒有什麼特別，就是“紅梅”，備著我自己抽，也備著給老馬。一盒廉價的香菸能沖淡敵意，能支撐仁慈，當然也包括我的另外一份兒用心：“老馬，老煙鬼，你說不說，說了，就給你煙抽！”在這一層面上我是有一點殘忍的，而這一點“殘忍”對有正義感的新聞記者的良心也許不算過分。

老馬的可憐和貪戀全都被這一盒“紅梅”給勾引了出來。開始他一如我們攝製組的幾個人猜想的那樣不會一坐到記者面前就“竹筒子倒豆子似的”說出他的相關罪惡，讓老馬最後開口，我知道不都是香菸的作用，但一定有那盒香菸的作用。總之採訪之前我和他先坐下來拉家常，第一次休息，我拿起就放在身旁的“紅梅”，自己抽，同時也問老馬：“老馬，抽嗎？”不用說，老馬還沒等我問完，眼睛就早已把“紅梅”給捲去了。

誰都能想象羊的舌頭飢餓時怎麼對待青草。老馬對煙的急切讓人憐憫，他熟練到爐火純青的點菸動作更讓人想到讒嘴而不知害羞的孩子。“抽吧，抽一支以後還有。”那一刻我竟忘了坐在我面前的他是一個罪惡難赦的腐敗典型。

到了老馬主動要求休息的時候，我知道他的煙癮又犯了。一支菸在他手裡很快便抽完，用做菸缸的紙口杯因為放在他腳下，我和他又是面對面而坐，我就把我手裡抽了一大半的菸屁股遞給他，說：“老馬，幫我把煙扔到你那邊的菸缸裡。”誰知老馬接過我的菸蒂，一連猛吸幾大口，那份貪戀沒法兒讓人想像他曾經是一位“老闆”派頭的副市長，在場的攝錄和工作人員看見了的都來不及反應，愣在了那裡，老馬卻半點不好意思都沒有，他的動作就像貧苦家婦刷鍋前用舌頭添去孩子碗邊上的一口剩粥一樣自然。我的天呀，這麼大的市長還揀菸屁股？如果不是在看守所，誰會相信？人，到了這一步，怎麼會是這樣？！

馬向東自由的時候，當他身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穿著名牌兒、坐著名車做他的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的時候，一截兒菸屁股對他是什麼？四塊五一包的“紅梅”想必他是永遠不會動的。想抽菸了，許多時候都會有早已伺立一旁的人閃身上前麻利地把煙遞上，溫柔地點上火兒，然後畢恭畢敬地退到一邊。可是現在，在江蘇省條件上乘的看守所裡他的很多物質要求都可以得到滿足，比如他是回民，只能吃素，看守所就給他專門開“回民灶”。再比如2001年是他的“本命年”，他老婆章亞非提出要給他買條紅褲衩兒，大過年的辦案人員就上街去給他買“紅褲衩兒”，可惟獨香菸，按看守所的規矩被看管人員一律不得吸菸，因此，馬向東只有在個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