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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新交的小男朋友打來的，”她放下電話對我們說，“他是個瘋狂的畫家，下次介紹你們認識。現在的小男孩很會說話的，剛才他口口聲聲說要死在我床上。”她又笑起來，“不管真真假假，能哄得老孃高興就好嘛。”

天天不聞不問地在看手邊的《新民晚報》，這是他與之沾邊的惟一市民氣的東西，以此來提醒自己還住在這個城市。我在馬當娜的直率面前有些拘謹起來。

“你蠻可愛的，”馬當娜盯著我的臉說，“不光柔美，還有股男人喜歡的孤傲勁頭，可惜我現在已經洗手不幹了，否則在那個圈子裡我會把你做成最紅的小姐。”

沒等我反應過來，她已經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對不起，對不起哦，只是開玩笑。”

她的眼睛在燈光下飛快地轉動著，顯出一種神經質的興奮。讓我想起古今中外眾多的風月老手，都有這種八面玲瓏但又人來瘋的毛病。

“不要亂說，我很嫉妒的。”天天從報紙上抬起頭，滿懷愛情地看了我一眼，一隻手環到我的腰上。我們總是並排坐，像連體嬰兒那樣，即使在一些高階場合這樣坐有失禮儀。

我微微一笑，看著馬當娜，“你也很美呀，另類的那種，不是假另類，是真另類。”我們在棉花門口告別，她在和我擁抱的時候說，“親愛的，我有一些故事要告訴你，如果你真想寫本暢銷書的話。”

她又與天天緊緊相擁，“我的小廢物，”她這樣稱呼他，“看好你的愛情，愛情在這個世界裡是最有力的，它可以讓你飛讓你忘記一切，沒有愛情像你這樣的孩子會很快完蛋，因為你對生活沒有免疫力，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她對我們飛吻，鑽進停在路邊的一輛白色桑塔納2000，開著車一溜煙兒似的消失了。我回味著她的話，那些話語裡埋藏著哲理的碎片，比夜色更閃爍比真理更真。而她的那些飛吻還留在空氣裡，餘香猶存。

“真是個瘋女人。”天天高興地說，“但她很棒，是不是？以前她為了防止我一個人在房間裡呆久了做傻事，經常在半夜裡帶我出去在高架公路上飈車。我們喝得很多，還抽大麻，就這樣我們很HIGH地遊蕩到天亮。再以後我就碰到了你，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你跟我們不太一樣，是兩種人，你有很強的進取心，對未來充滿希望，你和你的進取心對我就意味著繼續生活下去的理由，相信我的話嗎？我從不說假話的。”

“傻瓜，”我擰了一下他的屁股。他痛得尖叫，“你也是個瘋女人。”在天天的眼裡，不同於正常範疇裡的人物，尤其是瘋人院裡的人，都是值得推崇的物件。瘋子只因其聰明之處不被人理解才被社會認為是瘋子，美的東西只有與死亡、絕望甚至是罪惡聯絡在一起才是可靠的美。比如患了白癜風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割了耳朵的梵高、終生陽痿的達利、同性戀者艾倫·金斯堡，還有美國50年代冷戰時期因被疑為共產黨間諜關進瘋人院、割去小腦葉的影星法默小姐。一生濃妝豔抹的愛爾蘭男歌手Gavin　Friday，在最窮的時候徘徊在飯店外只為了乞討一塊牛排，徘徊在路燈下只為了乞討坐地鐵的一毛錢的亨利·米勒，多麼像一株自生自滅，生機勃勃的野生植物啊。

夜色溫柔。

我和天天依偎著走在乾淨的淮海路上，那些燈光、樹影和巴黎春天百貨哥特式的樓頂，還有穿著秋衣步態從容的行人們，都安然浮在夜色裡，一種上海特有的輕佻而不失優雅的氛圍輕輕瀰漫。

我一直都像吮吸玉漿瓊露一樣吸著這種看不見的氛圍，以使自己丟掉年輕人特有的憤世嫉俗，讓自己真正鑽進這城市心腹之地，像蛀蟲鑽進一隻大大的蘋果那樣。這想法讓人心情愉快，我拉起天天，我的愛人，在人行道上共舞。“你的浪漫都是即興的，像急性闌尾炎。”天天小聲說。幾個行人向我們這邊張望，“這叫拖著懶步去巴黎，我最喜歡的狐步舞。”我認真地說。

我們照例慢慢步行到外灘。每逢夜深，這兒就成了一個安靜的天堂。我們爬到和平飯店的頂樓，我們知道一條翻過女廁所的矮窗，再從防火樓梯爬上去的秘密通道。爬過很多次，從來沒有人發覺過。

站在頂樓看黃浦江兩岸的燈火樓影，特別是有亞洲第一塔之稱的東方明珠塔，長長的鋼柱像陰莖直刺雲霄，是這城市生殖崇拜的一個明證。輪船、水波、黑黢黢的草地、刺眼的霓虹、驚人的建築，這種植根於物質文明基礎上的繁華只是城市用以自我陶醉的催情劑。與作為個體生活在其中的我們無關。一場車禍或一場疾病就可以要了我們的命，但城市繁盛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