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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就近平息新城孟達的叛變。其時曹睿御駕長安親征，孟達自料司馬懿南下新城須奏請聖旨，往復在一月之間，因而不聽勸告，即時起兵，希望在司馬懿到達之前佔據城池，進入深險之地。但司馬懿一聞兵變當即起兵，八日到達新城，在幾位曹將的內應下攻破其城，斬殺了孟達。諸葛亮十分痛惜地感嘆：　“孟達若死，中原不易得也。”（第九十四回）

二是薦舉右將軍張郃為前部先鋒，自領二十萬大軍隨後，徑取祁山蜀軍兵連漢中的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肅省莊浪縣東南）。司馬懿對張郃分析說：　“吾與汝徑取街亭，望陽平關不遠矣。亮若知吾斷其街亭要路，絕其糧道，則隴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彼若回動，吾提兵於小路擊之，可得全勝；若不歸時，吾卻將諸處小路，盡皆壘斷。俱以兵守之。一月無糧，蜀兵皆餓死，亮必被吾擒矣。”（第九十五回）諸葛亮料到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也深知街亭地位的重要，遂派參軍馬謖與上將王平率二萬五千精兵前往謹守。又派大將高翔率兵萬人去街亭附近列柳城駐軍，以為街亭救應；最後乾脆加派前部先鋒魏延領本部兵馬去街亭之後屯紮，以保萬無一失。但馬謖到街亭後棄卻要路，佔山為寨，被司馬懿四面合圍，斷絕汲水之道，蜀軍不戰自亂，難以相救，最後失了街亭。

街亭失陷，中斷了隴西與漢中的聯絡主道，若司馬懿再憑險據斷幾處小路，三十萬蜀兵將處在無後方作戰的境地，這與諸葛亮取大路進兵的萬全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因而諸葛亮一再認為：　“街亭雖小，干係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當他聞聽街亭已失之訊後跌足長嘆：　“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急忙作全軍退歸的部署：　一讓關興、張苞率兵自武功山小路鼓譟而行，以為疑兵，待大軍退盡便投陽平關；二讓張翼引軍修理劍閣舊路；三讓全軍暗暗收拾行裝，以備啟程；四派心腹之人分報天水等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並於冀縣搬取姜維老母入蜀；五令馬岱、姜維先伏于山谷中，為大軍斷後；六令已出箕谷作進軍疑兵的趙雲、鄧芝徐徐撤軍。安排好各路人馬後，諸葛亮自率五千兵去西城（今甘肅省天水市西南）搬運糧草。當司馬懿率十五萬大軍蜂擁而來時，他不得已以“空城計”退敵（第九十五回）。

諸葛亮首出祁山，曾在隴右取得了巨大的戰果；街亭失守後又憑藉自己精明高超的用兵技巧，基本上做到了全師而退，這都是極不容易的。然而，除招降姜維一事外，得到的戰果均棄於一旦。正像他退兵漢中後對侍中費禕自責所言：　“得而復失，與不得同”，“兵敗師還，不曾奪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維，於魏何損？”（第九十六回）他在作戰中“伐謀”、“伐交”、“伐兵”、“攻城”四法並用，實施過詐敗計、疑兵計、伏兵計、擒縱計、誑敵計、反間計、坑塹計、空城計，大顯聰明才智，費盡萬般心思，終究無功而返。這其中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一，兵法雲：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蜀軍自漢中進攻關中，自然是以攻取長安為作戰目標，當時魏國準備不足，主將無謀，如果借鑑西漢時“明修姜維像

棧道，暗度陳倉”之策，在大軍繞道祁山進軍、吸引魏軍主力的同時，派精兵出子午谷徑取長安，定能打敵人個措手不及，即便不能全克長安，亦能兩路牽制魏軍，一鼓奪取關中西境。諸葛亮以穩妥進兵為由，否定了兵出子午谷的建議，致使用兵戰略上沒有制勝的奇兵。連司馬懿也不無遺憾地說：　“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第九十五回）這不能不是其用兵上的一個失誤。

第二，與前一問題相聯絡，諸葛亮率全軍繞道祁山而進，雖曾取得了輝煌戰果，但隴右三郡並非關中之地。天水與長安的直線距離約六百五十多里，前者本屬魏國防禦薄弱的偏僻之地，佔據了它，僅僅是在秦嶺之北有了立腳的地盤，遠形不成對長安的威脅。耗三十萬兵力欲取長安，卻為六百里外的立足之地鏖兵爭奪，雖有連取三城之功、西擊羌兵之勝，但遠離目標的自我竊喜總讓人感到有點迂腐。“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作戰篇》）諸葛亮在隴右之地遷延日月，使魏國兩次調兵至長安，終使戰爭目標的實現愈來愈遠。

第三，諸葛亮取隴右大路進兵，自謂萬全之策，但事實上卻把戰爭勝利的希望寄託在敵將的無謀上，這種僥倖以求勝的策略實際是極危險的。“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