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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論語云：“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皇疏引範寧雲：“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注〕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疏〕丹圭者，史記貨殖傳雲：“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贄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孟子云：“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云：“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注云：“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又云：“丹，名；圭，字也。”朱子集註亦云周人；又引林氏據史記以為圭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是皆以孟子之白圭，即貨殖傳之白圭。蓋本法言此文為說。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續雲：“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為國之將相者，尚能存於爾時乎？縱存於爾時，尚能為國築堤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我故斷其為兩人也。”毛氏奇齡說與閻氏同。周氏廣業孟子四考雲：“白圭，貨殖傳雲當魏文侯時，樂觀時變。鄒陽書曰白圭為魏拔中山，文侯賜以夜光之璧。計其年且長以倍，不當自名曰丹，孟子呼為吾子，故閻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與孟子言者名丹，字圭，不得與史強合。今考韓非子云：‘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故無水難。’正鄰國為壑之證。呂氏春秋審應覽有白圭與惠施折辨語，則其為另一人，似無可疑。然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據竹書紀年，秦封衛鞅於商，在梁惠鹹王三十年，是圭後於鞅甚明。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呂氏春秋及新序載孟嘗君、白圭問答，於魏文侯皆稱諡，恐史與鄒陽之說誤以武侯為文侯也。”宋氏翔鳳孟子趙注補正引管氏同雲：“戰國時蓋有三白圭。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魏取中山在文侯十七年，下逮孟子至梁之歲七十三年矣，此魏之白圭也。貨殖傳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此又一白圭也。孟子之書自謂治水愈禹，欲二十而取一，此又一白圭也。三者名同而人異，太史公誤以貨殖之白圭列於魏文侯時。圭之言曰：‘圭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白圭拔中山，去商鞅之死七十三年，去鞅為大良造亦六十三年，彼何以稱及鞅哉？夫拔中山者，蓋樂羊、吳起之流，貨殖之白圭則富商大賈，不必嘗仕宦，其為時不可知也。太史公誤謂與李悝並世，然言圭善治生而不言仕魏，則雖誤而猶未甚也。要不若圭自言者之足據。若孟子之白圭，蓋好為高言而不通曉事體，微特不能上及文侯，其與逐利趨時若贄鳥猛獸之發者，亦豈一人哉？”榮按：鄒陽書之白圭，與孟子之白圭，年代懸隔，自不得謂非兩人。若貨殖傳之白圭，則固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其非鄒陽書之白圭，顯然可見。正即孟子所見欲二十取一，自稱治水愈禹者，何以謂此又一白圭耶？史記白圭傳首二語，乃追敘之辭，與傳末“天下言治生”云云，文義相應，所以志生產事業之沿革，時世風尚之異同。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詳見漢書食貨志。李克即李悝，悝、克古音同部，故得通用。傳意謂自魏文侯以來，天下言治生者，祖李悝，以盡地力為務。至白圭出而一變其術，以觀時變、決取捨為務，於是天下言治生者，亦一變其宗師，舍悝而祖圭。此即由農利而進於商利之說，本不謂圭與悝並世，更未嘗謂其仕魏文侯也。百詩以下，讀史記不精，又牽引鄒陽書，併為一談，妄意治產之圭與名丹之圭當為兩人，乃以子云、邠卿、朱子、林氏為謬，且以史公為誤。夫魏文侯與商鞅之後先不相及，曾仕文侯為將相者之不得稱及商鞅，稍治史事者所知。何有一傳之中，方謂其與魏文侯同時，又稱其以商鞅行法自擬？史公即兼收百家，不容牴牾至此。於庭謂貨殖傳之白圭與孟子之白圭當是一人，所見甚是，而未能明言其所以故，特詳辨之。白圭名丹，而云丹圭者，名字連稱，古人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