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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對此,王石後來有自己的解釋:
“一是社會價值取向。‘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社會也向來有種仇富心態。個人突然有了錢,會把自己擺在一個極其不利的地位,尤其像我這樣愛出風頭,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如果很有錢,弄不好會惹來殺身之禍。在名利之間只能選擇一項,或默不作聲地賺錢,或兩袖清風實現一番事業。我選擇了後者。
“二是討嫌暴發戶形象。少年時代閱讀雨果、巴爾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亞的作品,反感暴發戶。當自己可能成為這一類人時,自然採取迴避。
“三是家族沒有掌管財富的DNA。我祖籍安徽,但從來沒有回去過,股改過程中,專門翻閱了家鄉堂弟寄來的族譜,上溯20代,農民世家,沒有一代成為地主的,我沒有信心對錢財妥善處置,傳統農民有錢了做什麼?修祠堂,娶小老婆,賭博。
“我放棄個人股份的想法也徵求了家人的意見。太太沒有反對,她本來就沒有指望王石發大財,還半開玩笑地問我:‘什麼時候能住上別墅?’我回答:‘別墅會有的,別墅太早住進去會不得安寧。’”
1993年12月28日,經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深圳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初,王石在接受一次媒體採訪時就自己的上述財富觀做了進一步表示:“我的財產可以算給你:房子值200萬,股票大概值200萬,存款有200萬,全部財產600萬。很多人以為我是萬科的老闆,但我實際是個職業經理人。我是富人不是富豪,其中一個原因是,名利這兩個東西,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關係。”
王石甚至調侃地說,“如果成了富豪,我會不會修祖墳娶小老婆?我怕自己把握不住自己。”
王石還就中國的富豪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不過這是後話。
後來,在王石的影響下,萬科的管理層也放棄了對職工股的擁有。管理層還提議:將職工股成立一個基金,只要在萬科的職員,新老都有享用權。
至此,完成股改後的王石和萬科管理層,真正地開始了躊躇滿志闖天下的征程。隨後即出現了本書第一章中所說的萬科“第一輪張擴”。
而一個曾是國營的小公司,自此轉變為一個基本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的公眾企業,更是在中國企業發展歷程上波上了濃重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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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圈錢遊戲”之外(1)
著名財經人物馮侖曾說,王石是被逼出來的“聖人”。王石對此給出了自己的腳註:“我給自己設定的一個目標就是,透過萬科公司的創立和發展,培養出一批適應市場運作的職業經理隊伍。我是這個隊伍中的一員。人各有所志,我的志願不是當所有者,而是管理者。中國目前缺少職業經理階層,但現在的年輕人更想當老闆,既當所有者又當管理者。我只想當後者。”
1.萬科股份也講中國特色
萬科股份化改造的成功,不僅改變了萬科與自己原有主管上級公司的關係,也使得萬科的創始人王石身份發生了某種轉變。用一些評論人士的話說,對當時的企業制度改革,萬科和王石的體驗恐怕要更加深刻一些。
之所以有如此說法,與萬科所處的城市——深圳有關。在改革開放之初,深圳是“視窗”和“試驗田”,萬科長期處於新與舊、創新與保守衝突的最前沿。即使從今天來看,在萬科二十幾年的歷程中,對其發展模式產生根本性作用的,莫過於股份制改造。甚至如同一些權威人士所說,“萬科作為一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企業,其所有的悲歡、榮辱,全繫於股份制改造。”而身份一夜之間變成中國第一批股份制企業的總經理,王石可能並沒有想到,自己當初只是想擺脫上級公司控制的想法,居然啟動了中國國有企業一次深刻而久遠的改革。從此,王石不僅獲得了自主經營企業的權力,也同時走到中國企業革新求變與尋求進步的最前列。
其實,在1988年4月1日,深圳發展銀行在深圳特區證券公司的櫃檯上開始了中國最早的證券交易,隨後深圳市國投和中行證券部相繼開業。而萬科與深發展、金田、安達、原野則構成了中國證券市場的雛形,被稱為早期股市上的“老五家”。那時的深圳與內地相比,雖然人們的錢包略微鼓起來了,但一般人月收入也僅幾百元,因而對諸如錢生錢的虛擬概念,從內心深處是懷疑和牴觸的。所以,才有了萬科股票進菜市場、躋身於賣雜貨的小攤上的奇特景象。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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