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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業餘愛好上，如越野摩托車、乒乓球和象棋。”

然而，令王石再次意外的，是年終總結工作時領導對他的評價：“這樣的人不培養，培養什麼人呢？”

不知道這樣的評價對於別人意味著什麼，反正王石沒有感覺到半點興奮。內心深處他甚至覺得，90％的精力用於工作得到的是批評，10％的精力用於工作卻換來了表揚和賞識，這簡直就是對追求成功者的莫大諷刺。

至此，剛入職時的興奮和得意已然無存。王石想到了離開。

3．王石：你能成事！

日子過得很快。當王石在廣州度過6年的時光後，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成了一個準父親。就是在這一期間，王石結識了兩個對自己人生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一個是前面提到過的曾昭科，另一個則是劉元生。

先來看看曾昭科這個人。

在王石的傳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學習外語期間，我結識了暨南大學外語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階督察的生涯，對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環境瞭如指掌。跟他學習，無意開啟了一扇瞭解香港社會的大門。

相關的資料也表明，曾昭科素以知識淵博、智慧超群著稱。早年畢業於暨南大學，到過牛津大學進修，後在港英政府警署出任高階督察，是當時港英政府裡華人做到的最高職位。也許得益於這種不平凡的人生經歷，曾昭科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及其制度、香港社會的組織結構、港英政府治理華人的方方面面，都瞭然於胸。不過，人生的起伏不定和諸多意外，最終也讓曾昭科在後來的某一天無奈卸職，回到了母校成為一個教員。

躁動的年代（4）

後來有媒體資料表明，當王石瞭解了曾昭科的經歷後，心裡除了景仰之情外，也多了些興奮。無獨有偶的是，曾昭科在接觸王石後，也認定他“能成事！”

自結識曾昭科以後，王石就常到他家拜訪。在那段苦悶的時間裡，王石很享受每一次和曾昭科的交流。而曾昭科也覺得王石是個智慧敏銳的人，他對這個年輕人所說的話總是聽得津津有味。兩人最終成了一對難得的忘年交。

後來，王石對這段友誼是這樣評價的：正是和曾昭科先生的充分交流，為自己後來打拼深圳、較快適應市場經濟，奠定了無形的堅實基礎。

因為對二人之間有著如此的評價，王石後來每每回到廣州，還會時常同太太一起去“看望這位形同自己人生鏡子的曾老師”。“我們依然能談到一塊，而且，是一種得到和收穫的過程，很愉快！”王石說。

至於劉元生，王石和他的結識似乎更多了些戲劇性。

外經委“宴會事件”後的那段時間，有一個週末，王石去友誼劇院聽廣州樂團演奏的《梁祝》協奏曲。在聽完曲目後，出於對這首曲子的喜愛，性格里的衝動、張揚，驅使著王石跑到了後臺去向演奏曲子的那位小提琴手祝賀。那位小提琴手，就是香港的小提琴演奏家劉元生。也正是王石此次的衝動和張揚，為他和劉元生後來的人生增添了許多值得誇耀的故事。

劉元生是香港商人，比王石稍長。他本人亦經商，但從小學習小提琴，併到過倫敦深造。憑著個人稟賦，經商之餘的劉元生竟成了當時的香港交響樂團兼職的首席小提琴手。劉元生這種過奇的人生經歷，遇到了王石的衝動和張揚，竟也鑄就了兩人隨後的人生盟約。

如王石在做錄影機生意時，就是劉元生的香港仁達國際有限公司供應的日本貨源；而當劉元生得知萬科要進行股份化改造時，就經常向王石介紹香港公司的運作方式，主動幫助王石收集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和年報。

到了1988年，當股份制改造後的萬科開始面向社會發行2800萬股面值一元的股票時，由於出師不利，劉元生再次將自己的眼光和膽識送給了王石，也解了萬科的及時之圍。當時的中國大陸，股票還只是一種新生事物，人們的反應更多的表現為懷疑和不信任。所以，今天看來萬科當時甚小的2800萬元融資規模，依然被市場“冷處理”了。在別無他途的時候，萬科的建立人王石給劉元生打了個求救電話。沒有什麼猶豫，劉元生當即吃下了360萬股，隨即成為萬科公司上市後的大股東之一。

後來，劉元生面對媒體曾回憶過他和王石相識的情景。他說：“那幾年，王石經常來香港，但和其他內地人不一樣，他從來不要求去觀光，而是要我帶他去逛書店，買了很多企業管理和財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