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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狀態，先進的政治經濟趨勢被未解決的過去時代的問題拖累著，而往往無法確立自己作為問題的解決者應當擁有的權威地位。這是第一個警示。其次，這種未完成態造成的一個嚴重後果是，對中國的變革來說，時間總是不夠用，時間總是最大的敵人，改革總是在與革命賽跑。而且，由於受未完成態累積起來的問題的拖累，作為總體性解決綱領的革命，最後總是跑到改革的前面，在歇斯底里的社會情緒中，等待革命女神的降臨。但是，總體性解決常常造成已經解決了的問題的復辟，同時，總體性解決把過去所取得的成績，破壞掉了不少，這帶來社會整體質量的退化，社會仍然被鎖定在不發達狀態。

這種不發達狀態，影響了中國軟實力的持續提升。比如，中國１９１１年發生的推翻皇權的運動，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這是亞洲第一個推翻君主制建立民國的國家。但是接下來的軍閥混戰以及袁世凱的復辟，把前不久獲得的軟實力，完全抹掉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成為世界四大國之一，國際地位達到近代以來的頂峰，作為亞洲抵抗法西斯的重要國家，中國贏得了世界的尊重，軟實力得到提升，但是接下來的內戰把積累起來的軟實力，再次抹掉了。

一個世紀以來，人類知識（包括制度知識）呈指數型的增長，近幾代人創造的知識已經在人類知識寶庫中佔據了絕大部分。比較而言，中國人在２０世紀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思想奉獻實在少得可憐。

２０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創造過幾種〃中國模式〃，但是，這些模式都沒有保持長期的穩定性。這是中國真正的軟肋。只有保持著長期穩定性的模式，只有在面對來自國內外的衝擊而仍然能夠保持穩定性的體制，只有那些能夠解決各種複雜問題的體制，才會被作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而得到廣泛承認和學習。

中國在體系內部發展

體系是一種公益。一個可持續的體系，意味著這個體系為大多數成員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公益，否則它行之不遠。比如〃華盛頓共識〃，拋開對華盛頓三個字的反感，就不能不承認，〃華盛頓共識〃實際上是二戰後國際體系的基礎。中國是這一制度基礎的創始成員國。 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與這一制度框架有關。那些在２０世紀５０…６０年代選擇加入戰後經濟體系的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都獲得了驚人的增長。雖然在絕對差距上，似乎仍然在擴大，但是，在增長率上，後者明顯要高於前者。６０年代加入國際經濟體系的中等發展中國家是戰後增長最快的國家。如果增長率的差距得以持續，在未來５０年內，兩類國家間的絕對人均收入差距將根本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學家亨利·諾指出，只要在今後７０年中繼續堅持戰後自由經濟體制，６０個發展中國家和工業化國家之間實際人均收入上的差距將會得以消除。１７世界銀行的研究同時顯示，９０個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在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間並沒有取得明顯的增長，即使增長也只有發達國家和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一半，從購買力評價計算，甚至還有下降。其中的原因，在亨利·諾看來，是這些國家拒不加入戰後國際經濟體系。

中國的崛起是發生在這一體系內部的事件。中國２０多年來的總體戰略原則，是進入而不是走出這一體系。拒斥這一體系的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中國佔世界貿易比重從１．５％下降到０６％；而進入這一體系的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地位由第３２位上升到第６位，２００１年進出口總額為５０９８億美元，已經接近英國。 加入這一體系縮小著與發達國家的距離。以日本為例：中國的出口１９５０年相當於日本的６７％，１９７８年相當於９９％，２００１年相當於６５７％。中國顯然是這一經濟體系的贏家。中國經濟改革的程序充分證明了這一判斷。

作為戰後世界經濟體系的贏家，中國沒有理由拒斥自己從中得到了巨大利益的體系。只有失敗者才選擇另外的體系。中國需要對維護這一體系作出明確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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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蘇共為什麼瓦解

第八章　霸權興衰的規律

一個樣本：蘇共為什麼瓦解

正如我們所描述的，一個國家的歷史，總是其曾經成功的證據。即使其失敗的經歷，也被納入到最終勝利的總體模式下被理解。因此之故，一個成長中的國家，其最大的敵人，往往是自己。而一個衰落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歷史至上主義者。建立起來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強行把歷史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敘事體系中以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