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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資本透過〃華盛頓共識〃設下的世界〃一體化〃陷阱。這些看法在各個國家的首都，都有不少的信奉者。

這些看法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因為，設在華盛頓和紐約的世界性組織，是二戰後國際體制的組成部分，它們共同構成了戰後國際體系的基礎。作為強勢的經濟體，它們在思想市場中處在壟斷地位。對這一體制不滿的人，總是設想用新的體制代替這一體制，打破它們的壟斷。但歷史不免讓這些人失望。他們寄予厚望的體制，在世界體制市場的競爭中，表現並不好。拉美曾經嘗試過一些體制，前蘇聯集團也嘗試過一些體制，印度、中國也嘗試過一些體制，東亞那些曾經創造了奇蹟的國家和地區也嘗試過一些體制，但是，進入９０年代後，這些體制紛紛崩潰或陷於危機。但是，反〃華盛頓共識〃的人不是把陷於危機的體制視做是本國試驗的失敗，而是視做華盛頓的失敗，本來，這些實驗都是為了探索不同於〃華盛頓共識〃所指出的道路的。他們不是把失敗視做自己的制度的失敗，而是看做別人制度的失敗。他們不去檢討因為國內利益集團的貪婪、顢頇一再延誤改革程序，而是責怪某個〃共識〃。正如在１９９８年印尼危機期間，一些集團不去譴責蘇哈托及其統治集團的腐敗和愚蠢，而是對前來救助的國際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的〃姿勢〃憤憤不平（當蘇哈托與ＩＭＦ簽署檔案時，康德蘇兩條胳臂交叉著放在胸前，俯身看著正在簽字的蘇哈托，這一姿勢成了ＩＭＦ傲慢的標誌。），並把印尼危機的原因，全算在這個組織身上。墨西哥前總統、耶魯大學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內斯托·塞迪略在評論拉丁美洲的經濟體一再出現危機時也指出，在拉美，一場危機引發改革從而立即帶來了成效，但是這些成效不久便導致人們自鳴得意，最終再次引發危機。而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們將該地區的經濟問題歸咎於改革，而不是改革不徹底。此外，他們還樂於將自身的經濟不景氣歸咎於外來者。

在這裡提出的背景下看，〃北京共識〃提出的〃讓中國思想走向世界〃，反映了國際反全球化力量向著中國集結的傾向。〃北京共識〃試圖為實現這種集結架起一座橋樑。在這個設計中，中國被賦予了〃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全球秩序〃中心的地位。這是需要警惕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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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總是不夠用：革命與改革賽跑

近代帝國轉型失敗後，中國嘗試著建立了一套憲政體制，開始了憲政轉型。但是，當３００多個政黨弄得〃國無寧日〃的時候，袁世凱解散了國會，建立了一個有現代化導向的權威主義政府。這在當時是受到很多人，包括自由主義者的歡迎的。

現代人評價這一段歷史時，非常認可袁世凱權威主義的這套邏輯。蕭功秦寫道：權威主義的內在邏輯在於，透過鐵腕的手段實現政治穩定，政治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而經濟發展會導致社會多元化，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整合關係是一種討價還價的關係，討價還價的關係就是契約型的關係。而契約型的關係恰恰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礎，而不是道德層面的崇高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權威主義可以成為向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跳板，雖然它可能在創造自己的掘墓人。

蕭功秦的這條邏輯道路在中國為什麼總是無法走通？根本的原因是，在每一個邏輯層面上，需要停留足夠長的時間，來完成這個層面的歷史任務，然後進入下一個層面。在這兩個層面之間，需要足夠長的過渡時間，而且，對於向著另一邏輯層面的轉型，需要形成廣泛的共識，需要形成強大的支援力量或社會集團。那麼中國為什麼走不通這條路？原因就是，新權威主義者描述的這種邏輯演進，是紙面上才存在的一種理想。 那麼為什麼沒有足夠的時間？是因為大清帝國把時間都消耗完了。帝國的〃自改革〃運動，一直無法順利展開，一直被利慾薰心、貪婪顢邗的當政者死死地扼著脖頸，他們缺乏遠見，沒有為帝國轉型主動鋪路架橋，準備條件。本來，權威主義應當在帝國的框架下為新的契約型關係的生長創造條件。袁世凱的權威無論如何也比不上大清皇帝的權威。在大清帝國的權威都無法解決的社會衝突面前，卻寄希望於袁世凱的新權威，豈不荒唐？在當時的中國，由於已經存在孫中山〃新火車頭〃即民主政治的解決綱領，而且，這個綱領擁有眾多的擁護者，袁世凱的權威主義幾乎可以註定是要失敗的，反而孫中山的綱領卻未必會失敗。

提到這段歷史公案，是要警示人們，中國轉型總是呈現為〃未完成〃態的特殊性，這一特點導致中國社會被鎖定在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