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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內心潛藏著的企業家思想也在蠢蠢欲動，他開始計劃以後的發展方向，而另一方面他也越來越想念海斯特，想跟她一起生活。

隨著父親對海斯特的想念日漸熾烈，他對索哥尼公司工作的熱誠之心開始動搖，因為索哥尼公司訂下了嚴苛條款—獨身兩年，但他已愛上海斯特，並且想與她結為夫妻。除了這個原因，父親也因為公司的企業文化而萌生去意。索哥尼公司需要的是追隨者，而不是有獨立想法的人。不喜歡順從權威的父親，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應留在索哥尼公司。

在中國期間，父親對自己的瞭解日益加深，見識豐富了他的內涵，對他日後的幫助很大，他發現自己與別人不同，這種不同並非弱點而是長處，他學會了欣賞自己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托馬斯·　立頓（Thomas　Lipton）原是一個在倫敦賣水果和蔬菜的小商人，在中國遇到機會，終於變成身家百萬的茶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父親終於決定做回自己。

飲食智慧（1）

宏邦一家到達上海那天，天氣有點冷，為防小內德著涼，海斯特小心地為他套上外衣、戴上帽子。父親再次登臨“龍門”，但這次是與家人一起踏上中國的土地，就如諺語所說的，他們的身價已躍升10　倍了。

把家暫時安頓在伯林頓飯店，又找來一個阿媽照顧小內德後，父親隨即開始了他的罐裝牛奶銷售計劃。他在蘇州路7　號一座優雅的大廈裡租下辦公室。大廈有一座體面的大拱門，迎著蘇州河。大廈對面是他從前經常去的划艇會，它的旁邊就是英國領事館，再往西走還有琳琅滿目的商店，這兒的繁華可比得上紐約、倫敦和巴黎。

不過，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盜賊市場”。在那裡，貧窮的人們就在樓梯底下租下一塊狹小的地方，幾乎臉貼臉地擁擠著過活。你隨時能看見一個身體殘缺的乞丐邊匍匐前進邊賣力乞討，“做做善事吧”，這樣的聲音不絕於耳，一雙雙乞求的手在父親經過時伸出來，他們的表情或許有點誇張，但父親知道他們肯定是飢餓難當，否則不會如此絕望。這些人一無所有，即使牛奶可以幫助他們，他們哪裡又負擔得起？父親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不知不覺父親離開中國已有一年半，再次來到這個國家，一切都很新鮮。每天晚上他和海斯特都在派對和飯局裡度過，從中他收集了很多關於市場的資訊，他覺得，只需一個月，他就能弄清楚當前的局面。畢竟，中國已經改變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變得更加開放，以前那一道把中國人和外國人分開的界線已經模糊，尤其在上海，變化是驚人的，幾乎每一家餐廳的顧客都很國際化，連人們的服飾也都起了很大的變化，穿長袍的中國男人戴上高頂禮帽，英國女人穿上緊身旗袍，中國女人穿最流行的法國裙子。

父親最喜歡跟去美國留學又回到中國的留學生交流。他們從美國的大學畢業，熟悉棒球、爵士樂、雞尾酒和賽馬等與父親共同的話題，另一方面，父親還可以透過他們深入瞭解到當時中國的狀況，還有與他們年紀相仿的本地學生領袖的思維方式，如他們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和當時控制中國共和政府的軍閥的勢力。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當時的上海是中國政治的中心。1919　年5　月4　日，即父親和家人到上海前的7　個月，因為《凡爾賽條約》無視中國人民的權益，把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轉讓給了日本，數以萬計的學生憤而*至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抗議，運動中有32　名學生被捕，其中一名學生後來傷重不治身亡。示威的浪潮隨著學生之死而一發不可收拾，5　月7　日兩萬名學生揮動寫滿了愛國標語“還我家國”的橫幅，湧進上海滬南體育場。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示威*和反日抵制行動橫掃整個上海，7　萬多名工人參與。5　月31　日，10　萬名學生和市民為該名受害學生舉行紀念*。民眾沿上海街道*，在家家戶戶的門前掛上致哀的白旗，聆聽激昂的演說。當年目睹事件的美國教育家及改革者約翰·　杜威（John　Dewey）曾寫道：“我們見證著一個國家的誕生，而誕生總得面對重重難關。”外國居民開始擔心示威群眾會失去理智，示威的人有時候確實會如此。一家米店不願意跟隨罷市的浪潮，學生們在店前下跪要店主關門，當一個夥計想趕走他們的時候，旁觀者突然向店裡扔石頭，還糾眾襲擊，最後店主被打。

飲食智慧（2）

上海以外的地方，軍閥們徵收苛捐雜稅，在四川，稅收居然提前了30年。示威並沒有波及租界裡的外國人，在某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