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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母再度上了劉家門，替他說情之後方才解了下來，孩子餓得連哭都顧不上了，進屋後端起碗連喝了兩碗稀麵條。

可以肯定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四歲的我還是一個好孩子，所以這個結果竟然並未讓我感到幸災樂禍，這一天裡因我而起的事端反倒加深了我的一大困惑，讓我覺得是自己做錯了什麼——我隱約感到是我來的地方不對，可我真是從那裡來的嗎？

一個孩子對於自己出生的瞭解只能仰仗於大人的相告——連誰是我的母親都是別人告訴我的，何況我的出生之地呢？先是祖母后是父親告訴我：我於文革爆發的1966年出生於成都這個地方，是我的母親在四川省人民醫院將我生下來之後寄養在祖父祖母家裡的，母親在上海工作，父親在西安工作，他們是同一所大學不同專業的同學，在大學裡談上的，在婚後一直處於兩地分居的狀態中。我跟著祖父和祖母長到三歲的時候，祖父因患肺癌去世了，我便跟隨祖母來到西安父親這裡，父親所從事的地質工作的性質就是長年出差在外，所以平時家裡頭老是我和祖母兩個人。

記憶中的祖母是一個話很少的老太太——別看她在老紅軍面前那麼能說，後來我才從父親那裡瞭解到這跟祖父在前一年的去世有關，她喜歡講成都家（那才是她和祖父的家）裡的事，說我們住的是木質的小樓，我就在紙上畫上一個小木樓；她喜歡講我的祖父，患肺癌去世的祖父一輩子離不開一隻菸斗，我就在紙上畫上一個叼菸斗的老頭；祖母說在成都的家中給我買過一隻鬥雞，我在四歲以前最愛玩的遊戲就是找人鬥雞，我就在紙上畫了一隻雞——不記得鬥雞長什麼樣，就畫成普通的公雞的樣子；祖母還講到過我在兩歲那年曾經歷過的一場大劫，不但吃錯還吃多了藥，是我的保姆李婆婆把我救過來的，她不停地給我灌綠豆湯……我就依照祖母的樣子，在紙上畫了一個老太太。

我曾主動地問過祖母：我們是怎麼從成都來到西安的？祖母回答我說：是坐火車來的，坐了很長時間的火車，鑽了很多的山洞，才來到這裡。我就在紙上畫了一列有著很多車廂的火車，還有長長的鐵軌……

腦子裡毫無印象的成都代表著我的過去，現如今它卻成了我的一大麻煩，怎樣才能擺脫掉這個麻煩呢？我意識到我之所以被人罵成“四川球子”，是因為我一張嘴就是滿口的四川話，想要免遭欺負的話，我就必須和那些欺負我的孩子說一樣的話，操相同的口音，四歲時我開始有了擺脫自己原鄉音的自覺了，為的是與地方主義做鬥爭，從“賊你媽”這種罵人話開始學起，我開始轉而說本地話——也就是西安話。

除了被人罵作“四川球子”之外，還有一大麻煩我也意識到了，祖母每次帶我出門時都要叫一輛人力三輪——我發現那些孩子恨那三輪車，恨坐在三輪車上的我們，每當我們坐上三輪車，就是他們罵得最兇的時刻，他們罵我祖母是“地主婆”，罵我是“地主崽子”——我後來從父親口中瞭解到：叫三輪車出去下館子吃飯是祖母從成都帶來的一種生活方式，祖父生前是一家大型紡織廠的總工程師，可以保障這種生活方式，祖父去世以後，家裡的經濟條件已不允許，但祖母已經改不了這個習慣……我意識到三輪車是一種麻煩之後，就拒絕再坐了，搞得祖母很是生氣，因為她是走不了太遠的路的，不坐三輪車，她就出門不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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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往事　第一章1970（4）

我半年可以見到父親一次，一年才可以見到母親一次——在上海工作的母親和上海這座城市一起成為我朦朦朧朧的一種盼望和嚮往，但並非是真的需要，在我四歲以前，有個奶奶就什麼都有了。

那個傍晚，在劉虎子被其老紅軍的爹打爛了屁股然後綁縛在大槐樹上的那個時段裡，有一個說話聲音像烏鴉身上氣味賽狐狸的大男人跳將出來，嗚裡哇啦說了一串話，像在和誰吵架，他的意思是：不該這麼懲罰孩子！小孩之間打打鬧鬧都是正常的，不存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他在院子裡講的話讓屋子裡的祖母聽了很是生氣，箇中原因有點複雜：此人是我家隔壁鄰居的男主人，是那幫壞小子的“狗頭軍師”習小羊的爹，習小羊參與了今天毆打我的事件（還是個出壞主意的），其父不但對其未予追究，還從家裡跳出來干涉別人家教育自己的孩子——他此舉其實是在舔領導的屁股，別人舔舔很正常，可他是誰啊？他正是文革中這個單位造反派的主要成員，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說有其子必有其父——他在造反派裡擔任的也是諸如“軍師”一類的角色，造反派用鐵棍將劉書記掄得頭破血流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