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1/4 頁)

厥獾那斕涫⑹攏�蘼凼譴笊饊煜攏�故怯屑踝鍔廡淌保�翱�俜嗇埂弊魑�刈錚�疾輝諤厴獾姆段е�凇�

據《新唐書》記載，盧龍節度使張弘靖因安祿山、史思明於此初起反叛，而當地民眾仍然心存安、史崇拜，於是“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然而適得其反，以致“眾滋不悅”，使民意更為傾向安、史而背離朝廷。這正是“發墓毀棺”的做法過於極端，與民眾傳統情感習慣不相合的緣故。《舊唐書》也記載，張弘靖“發（安）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民眾的“不悅”、“失望”，都表現了對於“發墓毀棺”反感的共同心理傾向。

因此說，早在唐代，無論是從國家法律還是從民眾心理傾向上看，人們對於盜墓行為都是極端的反感或著說是痛恨的。

對於盜掘墳墓的不恥行徑，並非只有漢民族的人有著激憤的心情，就算當時並不是很重視墓葬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也都制定了相關的法律來進行懲罰。金太宗二年（公元1124年）二月，詔有“盜發遼陵者，罪死。”對盜掘遼朝帝陵者予以嚴懲的命令著於《金史》帝紀，說明當時最高執政者對於盜墓者的態度之嚴峻，曾經形成過一定的政治影響。《金史》卷四五《刑志》又記載，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事：．“尚書省奏，盜有發冢者，上日：‘功臣墳墓亦有被髮者，蓋無告捕之賞，故人無所畏。自今告得實者量與給賞。’”這段話就更能顯示出當時最高統治對於盜墓行為的明確態度了，對於那些對盜墓進行揭發的人根據情況進行賞賜。自古以來，人們賞賜告密者的事情屢見不鮮，但是賞賜盜墓告密者的，金世宗可能是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吧。由此可見，與刑罰結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為了有效地懲治盜墓行為。

元代對盜墓行為的制裁，也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寫道：“諸管軍官、奧魯官及鹽運司、打捕鷹坊軍匠、各投下管領諸色人等，但犯強竊盜賊、偽造寶鈔、略賣人口、發冢放火、犯奸及諸死罪，並從有司歸問。”在元代法律中，還有“發冢開棺傷屍，內應流者”，“杖一百七，發肇州屯種”的條文。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大惡”條又有這樣的內容：諸為人子孫，或因貧困，或信巫覡說誘，發掘祖宗墳墓，盜其財物，賣其塋地者，驗輕重斷罪。移棄屍骸，不為祭祀者，同惡逆結案。買者知情，減犯人罪二等，價錢沒官；不知情，臨事詳審，有司仍不得出給賣墳地公據。諸為人子孫，為首同他盜發掘祖宗墳墓，盜取財物者，以惡逆論，雖遇大赦原免，仍刺字徙遠方屯種。很明顯，這是一則關於“發掘祖宗墳墓，盜其財物”的法令。罪定為“大惡”，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對於盜掘墳墓有多麼痛恨。就算你盜的是自家的墳，就算你取的是你老祖宗的財物，按照法律，你仍然有罪，而且還是“大惡”之罪，就算是遇到特赦的情況，仍然要“刺字徙遠方屯種”。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盜賊”條下還有關於盜發冢墓不同情節的不同處理方式：諸發冢，已開冢者同竊盜，開棺槨者為強盜，毀屍骸者同傷人，仍於犯人家屬徵燒埋銀。

諸挾仇發冢，盜棄其屍者，處死。

諸發冢得財不傷屍，杖一百七，刺配。

諸盜發諸王駙馬墳寢者，不分首從，皆處死。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元代的法律，對於王公貴族的墓地進行了特殊的保護，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王公貴族身分地位比較高，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為王公貴族的陪葬品相對於平貧來說，是既多又好，因此遭盜的機率比貧農陵墓要大得多，所以不得不以重罪來防止盜墓行為的頻發。

。　想看書來

最重的判決（2）

在《明史》《宦官列傳二·陳奉》中有這樣的記載：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鉅萬。騰驤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明朝對於盜墓行為應該也是有相關法律規定的。

《太平廣記》中有這樣的記述：縣有後漢奴官冢，初，村人田於其側，每至秋獲。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積數歲，已苦之。後恆夜往伺之。見四大鵝，從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冢有寶，乃相結開之。初入埏前，見有鵝，鼓翅擊人，賊以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稍稍入外廳，得寶劍二枚，其它器物不可識者甚眾。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擊。賊等群爭往擊次，其人衝賊走出。入縣大叫雲：“賊劫吾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