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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兩廣總督盧坤就戰戰兢兢地表述了弛禁的主張。他在奏章中歷數嚴禁鴉片、堵截鴉片進口的種種難處之後，斷言：鴉片走私，“勢成積重，驟難挽回。屢經周諮博採，有謂應行照昔年舊章，準其販運入關，加徵稅銀，以貨易貨，使夷人不能以無稅之私貨售賣紋銀者。有謂應弛內地栽種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紋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其說均不無所見，然與禁令有違，窒礙難行”（《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冊，第166頁）。盧坤是個有著官場經濟的官僚，在奏章中以別人之口說出自己弛禁的主張，即認為這些主張合理，又認為其難於實行。這無非是為了嘗試一下皇帝的態度，以免致罪。但是，他這種圓滑的手法，使其主張無力，沒有引起道光皇帝的重視，只是“令舊禁加嚴而矣”。

清廷的反應（2）（圖）

許乃濟旗幟鮮明地反對嚴禁、主張允許內地種植鴉片的主張，引起了道光皇帝的高度重視。道光帝在接到許乃濟的奏章不久，即諭令廣州的官員，包括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和粵海關監督文祥討論許乃濟的奏摺，並制訂一套“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的周密辦法。廣州的大員們討論後，一致同意許乃濟的意見，並向道光皇帝呈送了《應准許乃濟所奏弛鴉片之禁並擬章程九條折》，認為：許乃濟的弛禁主張因時制宜，“如蒙諭允，弛禁通行，實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為了具體實施弛禁的主張，他們又提出了九條實施細則：①以貨易貨，應計全數抵算，不準影射；②水師巡船及關口員役，宜責令專在隘口稽查，不準藉詞滋擾；③洋銀應照舊章，仍準帶回三成；④鴉片應與其他洋貨一樣交易；⑤額稅宜遵舊章，不必加增；⑥鴉片價格不必預定，隨行就市；⑦內地各省海船運銷鴉片，應由粵海關印給執照；⑧內地栽種罌粟，應稍寬其禁，俾使土煙對洋菸有所抵制；⑨官員、士子、兵丁不準吸菸，其餘寬其禁令等。

身處廣州鴉片氾濫的三大衙門官員，都支援弛禁論的主張，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廣州的官員密邇東南沿海鴉片走私之地，深知鴉片難以查禁堵絕，還是鴉片正常交易、收稅，有利於地方財政收支？都是有待探討的問題。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官員，就是普通計程車人，亦多有持弛禁主張的。道光十三年（1833），廣東按察使許乃濟即聽到弛禁的主張，他的同鄉何太清向他進言：要消除鴉片大量進口，白銀大量外流的痼疾，必須“先罷禁例，聽民間得自種罌粟，內產既盛，食者轉利值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不來，來則競弛關禁，而厚徵其稅，責商必與易貨，嚴銀買罪名。不出二十年，將不禁自絕。”（梁廷楠：《夷氛聞記》，第8頁）這一主張，深得許乃濟的嘉許，並逐漸在社會上層流傳著。

廣州學海堂書院的教官吳蘭修曾寫過《弭害論》的策論文，主張鴉片貿易合法化。他曾與許乃濟探討過鴉片問題，兩人觀點相一致。後來，許乃濟所上奏章，基本上即以《弭害論》為藍本，整理而成。

與廣州的官員、士人的積極支援相反，朝廷中的一大批官員卻堅決反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樽、兵科給事中許球及江西道監察御史袁玉麟等分別向道光帝陳奏，駁斥弛禁派觀點，仍然主張嚴禁鴉片。

朱樽在《申嚴例禁以彰國法而除民害折》中指出：有法即有弊，貪官汙吏借禁菸而索賄，並不能作為反對禁菸的理由。許乃濟建議以貨易貨，而中國並無足夠的茶葉、生絲等土特產易換如此之多的鴉片，最終還是要用白銀；許乃濟主張禁止白銀出口，那麼為什麼不能堵截鴉片入口？反過來看，如果能堵住鴉片入口，那麼白銀自然不能外流。朱樽認為，白銀問題還不是根本，最為重要的是鴉片傷生伐性，損害了百姓的健康。民為邦本，民眾染上了鴉片癮，為害較白銀外流嚴重得多了。因為“民貧尚可變，民弱不可救藥。”因此必須進一步申嚴鴉片禁例。

許球在其《請禁鴉片疏》中，提出了更為有說服力的禁菸主張。他首先將弛禁論駁斥得體無完膚。他在奏疏中指出：“弛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為之地？況明知為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課，堂堂天朝，無此政體。”接著具體講述了自己的禁菸主張，他說：“臣愚以為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略外，先治己而後治人，必先嚴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和之行商，包買之窯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