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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進而擴大至東南沿海的廣大地區。道光十年（1830），英國人已不顧清廷一口通商的禁令，在東南沿海的寧波、福建等地開闢新的走私基地。不僅如此，英國鴉片船“西爾佛”號甚至從東南沿海一直北上，抵達了遼東半島，在中國的北邊開闢鴉片走私基地。

與此同時，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鴉片走私活動更加猖獗，黃埔、廣州、澳門這些老牌鴉片走私中心，鴉片走私更加嚴重。整個珠江三角洲，無論是渡船、小艇、還是外國人的商館、廣州內河的烏蓬船，到處都有鴉片，到處都有走私活動：鴉片走私活動已經無孔不入了。隨著鴉片走私的猖獗，鴉片銷售總量的擴大，鴉片的嚴重危害日益突顯出來了。

清廷的反應（1）

鴉片的大量輸入，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這是一個擺在朝臣面前，不容忽視的問題，朝臣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清道光年間，朝臣就這個問題展開了討論，形成了不同的意見，具體說來，就是弛禁論和嚴禁論兩派。

弛禁論，18世紀以來，鴉片已遍佈全國各地，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引起了清朝統治者的關注。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頒佈了禁菸，這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禁毒法令。該法令明確規定：“定興販鴉片者，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鄰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計贓，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李圭：《鴉片事略》捲上）但是，清廷的法令，既未阻遏鴉片的走私入口，也不能斷絕鴉片交易與買賣。因此，法廷又多次申明鴉片禁令。據不完全統計，自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780～1839）的六十餘年裡，清廷及督撫衙門地方大吏先後發過四五十道禁菸令（諭旨和文告）。但是，鴉片非但沒有斷絕，反而從區域性蔓延至全國各地；鴉片入口數量從二百箱猛增至二萬餘箱。鴉片能禁絕麼？應採用什麼措施防止或減少英國人輸入鴉片？朝野上下很多人對清廷的禁菸主張進行反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奏《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摺》，以及《奏請弛內地民人栽種罌粟之禁》的附片，正式提出了弛禁鴉片吸食、允許內地民人栽種的弛禁主張。

許乃濟認為，雖然朝廷嚴禁鴉片，法令至嚴，三令五申，但仍不能阻止鴉片入口，不能禁止百姓吸食。不僅如此，鴉片入口猛增，吸食者幾遍天下。嚴禁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徒滋擾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此之謂也，嚴禁不行，斷絕互市也不可能阻止鴉片走私入境，因此，鴉片輸入防不勝防，只能另想辦法解決了。鴉片之害，一是傷害身體，殺生伐性，但吸食者“率皆遊惰無志，不足重輕之輩”，且中國人口眾多，減少一些遊惰無志之輩亦不足惜，因此這一點可以不考慮；一是導致白銀外流，國庫空虛，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可不大為之防，早為之計”。許乃濟的防範之計，就是允許鴉片入口，收取入口稅。他指出：“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準令夷商將照鴉片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這樣以來，清廷收了稅，增加了財政收入，又可以以貨易貨，防止白銀外流。

在附片中，許乃濟又提出了允許百姓栽種罌粟、發展土煙，以土煙抵制洋菸的主張。許乃濟認為，禁止中國百姓種煙，利藪盡歸英國商人，得不償失。如果准許百姓種煙，則可以收到禁洋菸之效。“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圖，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許乃濟對其主張持之甚堅，提醒朝廷早作大計，儘快弛禁。“倘復瞻顧遲迴，徒徇虛體，竊恐鴉片終難禁絕，必待日久民窮財匱而始轉計，則已悔不可追”（《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1冊，第449～452頁）。

值得注意的是，許乃濟的弛禁也不是全面弛禁，“且弛禁僅屬愚賤無職之流，若官員、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數”，對官員、士人、兵丁是禁止吸食鴉片煙的。許乃濟的觀點有一錯誤的前提，即吸菸之人皆是莠民，可有可無之人；他們吸菸，對國家無所謂。至於防止白銀外流，以土抵洋的主張還是有合理性的，但其危害性也更大。

許乃濟的奏章、附片所提看法，也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意見，在朝野上下有不少人持有與此相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