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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欺之以方”！作為皇帝，宋徽宗確實無可稱道，甚至還免不了昏君的惡諡；但作為藝術家，趙佶卻頗有價值，不能不說他還是一個“君子”。正像古人說的一樣，君子是可以用一定方法來欺騙的，童貫、蔡京就是抓住了他藝術家的心理特點，投其所好，然後再利用這位藝術家至高無上的皇權，去興風作浪，可謂巧妙之極矣！在中國歷史上，取寵於皇帝的方法多種多樣，陰謀詭計不說，就是誘導皇帝醉心於聲色犬馬、沉溺於奢侈淫靡，也是一種常用的取寵之術，但像童貫、蔡京之流，以卑微乃至罪惡的目的投宋徽宗高雅的藝術愛好而得寵，在歷史上也算是鮮見的了！他們不是為了把宋徽宗的繪畫藝術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更不是為了使他成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而是把藝術家的趙佶當做一個傀儡，一個玩偶，藉此攀上皇帝宋徽宗的權力的肩膀。

由此看來，以藝術家的天賦去佔政治家的位置，實在是太危險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宋徽宗未必想當皇帝，但卻非當不可。其實，中國的封建社會在很大程度上給人規定好了位置，個人的掙扎根本無能為力，只好扮演歷史派定的角色，許多悲劇由此產生。因此，在允許的自由度內，選定自己的位置應該是很重要的。

自古以來，中國多政治家而少學者，少文人，少藝術家，更少科學家。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似乎每個人都是政治家（在西方人眼裡，政治家有時和陰謀家相通），他們害怕同中國人接觸。確實，中國曆來的政治運動實在太多了。那些醉心於當政治家的人，如果能好好地考察一下自己，覺得應該改行當學者、科學家、藝術家的改行，那將是我們民族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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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與政治（1）

漢朝自建國以後直至漢武帝時期，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劉姓諸侯王勢力過大，中央不易控制。漢景帝時期的晁錯曾經試圖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結果是吳、楚等七國聯合叛亂，叛亂各國打出了“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使得晁錯被誅，但叛亂的諸侯國並沒有因此收兵，漢景帝這才明白諸侯叛亂並不因為晁錯削藩，而是要奪取漢朝的政權。最後，漢景帝傾盡全國之力，才勉強把叛亂鎮壓下去。

到了漢武帝時期，主父偃提出了一種新的解決方案，能夠巧妙而又十分有效地解決軍閥割據問題，漢武帝聽了十分高興，就採納了他的建議，頒佈“推恩令”，終於解決了漢朝自建國以來一直無法解決的諸侯勢力不易控制的問題。

所謂“推恩令”，意思是說皇帝很想讓每一位皇家後裔都得到一份土地，但皇帝自己又沒有那麼多的土地分給他們，要求各諸侯國廢除嫡長子繼承製，不僅把自己的國土分給嫡長子，還要分給其他的子孫，以顯示皇帝的恩德。這樣一來，諸侯國內部就起了矛盾，他們的土地就被分得七零八落，再也無法統一起來，諸侯國的勢力就自然而然地被削弱了。諸侯國完全明白這是中央政權在削弱自己的勢力，但由於各諸侯國內部的子孫都希望得到一份土地，所以，他們無法抗拒這一法令。主父偃的主張實在是十分高明的謀略。

然而，晁錯卻沒有這樣高明，他本不是一個政治家，他以書生的本色來參與政治，終於落得個腰斬的結局。

漢文帝死後，太子啟即位，是為漢景帝。這時，自劉邦以來分封的諸劉藩王勢力逐漸強大，有的靠煮海為鹽、冶山為錢，有了很強的經濟實力和獨立性。對於漢朝中央政權來講，漸成尾大不掉之勢。晁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登上歷史舞臺的。但晁錯雖然才識過人，卻不諳人情世故，不知自謀後路，只知一味前行，終不免落入敗亡的境地。晁錯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悲劇性的結局，而這種性格又是因缺乏社會磨練，“坐直升飛機上來”做官而造成的。

晁錯原是太子家人，景帝即位後，由於晁錯的對策言論很合景帝的心意，就被由中大夫提升至內史。晁錯是景帝的舊屬，又格外受信任，因此，晁錯經常參予景帝的一些謀議活動，他的建議和意見也多被採納，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錯大多數都動了一遍。這樣一來，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寵信晁錯，沒有人敢與他發生頂撞，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覺得自己受到冷落，就心懷不忿，暗中尋找時機，想把晁錯除去。晁錯在這時也有點忘乎所以、膽大妄為起來。

一次，晁錯未經任何人批准，擅自將他的內史署舍開了一個角門，穿過了太上皇廟的短牆。原來，晁錯的署舍座落於太上皇廟的後邊，如果從署捨去大街，就必須繞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牆而過就方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