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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四帥”們出事，私下裡向他們提出了三條建議：

第一，要心安氣靜，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與他們奉陪到底；

第二，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決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退卻，逃兵；

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鬥爭藝術，不能匹夫之勇。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現在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麼！

“三老四帥”們明白了周恩來良苦用心後，與周恩來一起作了檢查。

批判告一段落後，周恩來又考慮，必須讓老同志們有個出頭露面的機會。不久，迎來了1967年的五一節。每年在這樣的重大節日裡，中央有個慣例，在京的黨政軍領導人都要上天安門與民同樂。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否上天安門“亮相”，成為判定某人是否“有問題”的一個“標準”。

五一節是個機會。周恩來在提出上天安門的名單時，有意把參與“二月抗爭”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經毛澤東批准，被指責參與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們都在五一節那天登上了天安門。

然而，中央文革一夥仍不罷休，他們並沒有放過對“二月逆流”的批判。為此，周恩來又利用一切場合和機會，一方面對老同志們的生活和處境極為關心，另一方面艱難地努力，為他們恢復名譽、出來工作掃除障礙。

曾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在回憶周恩來對老帥們的保護時說：

周總理曾經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帶著我們到幾位老帥的住地，視察那裡的安全警衛工作，一處一處地給我們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夥大反所謂“二月逆流”、抓“軍內一小撮”時，有一些群眾組織受這幫反革命的煽動、矇蔽，要衝擊老帥們的住地。我們把得到的情況報告周總理。總理把我們找去研究保護措施，要我們把老帥們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強那裡的警衛工作，並與我們一起研究萬一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脅時，需要採取什麼應急措施。當我們把落實的情況向他報告時，他還再三叮囑我們，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護好老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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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棟樑（3）

1967年八一建軍節前後，林彪、江青一夥又趁機衝擊軍隊高階幹部。徐向前元帥等人的行動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會前夕，周恩來擔心老帥們在出席招待會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衛戍區領導：徐向前等同志必須去參加招待會，你們一定要保證他們路上不出事！之後又囑託衛戍區：一定要保證徐帥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為保證老帥們的安全，周恩來想了很多細緻的辦法。

據傅崇碧回憶，僅送徐帥回住處就頗費心機：“我們考慮，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衛，協同有關單位，用三輛警衛車跟著他，並兜了個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大鬧懷仁堂”的“三老四帥”中，火氣最大的譚震林也難逃厄運。為防譚震林出事，周恩來加強了對他的保護。

曾任中央警衛局負責人的李樹槐是這樣回憶的：

一次，一批紅衛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門，叫喊要抓譚震林，把大門敲得咣咣響。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約在8、9點鐘的時候，他們把大門衝開了，人也衝了進來。我們派了一個連在門口堵住，使他們不能再往裡進。我打電話向總理請示，總理說你讓那個頭頭接電話。總理問他叫什麼？能否負責？那人說能。總理就對他說，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負完全責任，下午3點把你們的負責人都找來，我在西花廳接見你們。結果這人連大氣都不敢出，放下電話吹起口哨，大喊“向後轉”，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3點，總理真去接見他們，我也跟去了。總理對他們苦口婆心講了半天，最後才把問題解決了。

周恩來的衛士喬金旺也談起過保護譚震林等人的細節：

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批譚震林。一開始，“造反派”倒還守規矩，可中間總理有個電話，離開會場去接電話。“造反派”一看總理走了，就上了臺，開始動手動腳，又是讓譚震林低頭，又是讓哈腰。總理接完電話回來一看，很生氣，批評“造反派”說：“你們這像什麼話麼！我們事先達成協議了麼，不許搞體罰，不許侮辱人格的麼！我還在場麼！”懾於總理的威嚴，“造反派”只好從臺上退了下去。

周恩來自己曾幾次談到過對參加“二月抗爭”的老同志的保護，大意是：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