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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必是好的辦法。歷史的扭曲給周恩來造成了十分艱難的處境，這使得他必須對老幹部採取巧妙的保護辦法。周恩來發揮了他過人的智慧和高超的鬥爭藝術。他也為此費盡了心血。

周恩來最初對老同志的擔心，是他們的一些不滿情緒和言語。“文革”開始以後，隨著紅衛兵、造反派打、砸、搶和到處奪權之風盛行，許多老同志開始既不理解又產生反感。周恩來手下的一些部長們意見越來越大，有的甚至到總理辦公室發牢騷，講一些對“文革”不滿的話。他們知道，心中憋悶只有到總理這裡講一講，總理是瞭解他們的。但一開始他們沒想到，周恩來與他們一樣，也對“文革”不甚了了，也不理解。更痛苦的是，有些事情，在“總理”這樣的位置上，不理解要執行，理解了也要執行。

得知部長們的這些牢騷話，周恩來很焦急，生怕這些久經戰場考驗、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同志會在###中惹火燒身，引來麻煩，以至於無法挽回。為提醒他們，周恩來多次對他們說：“你們說話時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們再這樣講，發牢騷，我也沒法保護你們了。”

他讓軍事秘書傳了三句話給這些老部下：

心中無它，積極革命；

實事求是地檢查；

特別是不要承認是“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為慎重起見，周恩來還寫了一封密信，讓秘書帶給一些老帥、副總理、部長們，信的大意是：你們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說過頭話，不要做過頭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難，不要節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總之一定要謹慎言行、小心處事。

周恩來交代送信的秘書：把信親手交到這些老同志手上，當面給他們看完後再讓他們簽名，然後你再帶回來。

秘書拿著總理的親筆信，先後到過陳毅、李先念、李富春、賀龍、餘秋裡、譚震林等人那裡。這些人看了信後都很感動，明白這是周總理對他們最大的關懷與愛護。

等他們看完信，秘書再將簽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來手中，周恩來隨即把信銷燬了。

鬥爭是嚴酷的！為防林彪、江青等人借題發揮，周恩來不得不這樣做。

力保棟樑（2）

1967年“二月抗爭”後，老帥們的處境更為困難，他們“忍無可忍”，公開表示要與林彪、“四人幫”一夥“鬥到底”。這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明知面臨著“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的危險，但毫不畏懼。

在“二月抗爭”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帥”——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人，不久就面臨著滅頂之災。

先是江青密謀向毛主席進讒言，告了“三老四帥”們的狀，並把周恩來也置於被告人的地位。

1967年2月18日晚、19日晨，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他一臉怒容，嚴厲地指責“三老四帥”：“你們究竟想幹什麼？這無非是搞宮廷政變，想讓劉少奇重新上臺。十一中全會你們都是舉了手的，為什麼沒過幾天，你們就反對十一中全會的決定？為什麼陽奉陰違，出爾反爾呢？討論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你們也是贊成的，我沒看過你們誰投過反對票，可為什麼文化大革命真的發動起來之後，你們又反對呢？”

是啊，為什麼當初同意，現在又反對呢？老帥們哪裡知道“文革”是這麼個搞法！無論他們怎樣向毛澤東解釋，正在火氣頭上的毛澤東還是不耐煩地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想反對“文化大革命”，那辦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

毛澤東的話如此嚴厲，火氣如此之大，這是周恩來沒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這個時候與毛澤東硬頂，只會加重事態的嚴重性，必須儲存實力，保護老同志們過關。周恩來清楚，辦法只有一個：先把責任承擔下來，“檢討”過關，再作打算。

周恩來巧妙地替老同志們說話：在懷仁堂會議上，幾位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發了脾氣。這主要責任在我，會後，他們也認識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作了檢查，他們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面向主席檢查。

毛澤東餘怒未消，在他的提議下，會後召開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評會”，對“三老四帥”的批判不斷升溫。

周恩來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