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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同志見到總理坐在那兒發呆，覺得很難受。後來他們自己攢錢買了一張很破舊的乒乓球桌，還買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說是在總理心情很不好的時候把總理帶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覺周恩來心情鬱悶的是他的秘書們。周恩來的秘書範若愚後來回憶：

1958年4月間，總理在準備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稿時，有一天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作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所以這次發言稿不能像過去那樣由別人起草，只能是我講一句，你給我記一句。再由你在文字連線上，做一點工作。總理在講了這些情況後，就開始起草發言稿的開頭部分，他說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志給他打來電話。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

周恩來不用秘書起草發言稿，除了考慮到這次檢討的重要性以外，恐怕還有一層因素——毛澤東剛剛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列了這樣一條：“一切依賴秘書，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按毛澤東的安排，會議開幕的頭一天，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

這份報告，是按毛澤東的思路作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人深思：

——報告從“我國現在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出發，斷言“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

——報告肯定：“毛澤東同志提出的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號”，“迅速地被幾億人口組成的勞動大軍所掌握，成為極其偉大的物質力量。”

——報告以毛澤東的語言再次號召，“全黨同志在建設事業中要做‘促進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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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進”年代（6）

——報告以黨內正式檔案的形式確認，1956年躍進中只是個別缺點，反冒進是錯誤的，“其結果是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

——報告認為，由於反冒進，1956年到1958年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並把反冒進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進行批判：

一個馬鞍形，兩頭高，中間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產戰線上所表現出來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躍進——保守——大躍進，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嗎？

馬鞍形教訓了黨，教訓了群眾。現在全國的廣大群眾對於生產的躍進充滿信心，而且決心把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繼續提高。

報告以不容置疑的語言指出：

“那些反對提高建設速度、反對多快好省這個方針的批評，都是站不住腳的。”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對反冒進定論，這在無形中就把反冒進的主帥周恩來、陳雲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們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再度作檢討。

5月17日，在陳雲作完檢討後的第二天，由周恩來作檢討。這就是那篇在內心異常苦悶和彷徨中花10多天時間並數易其稿起草出來的發言稿。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只能摘取周恩來發言的核心部分：

——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蹟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20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就會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

——反冒進的錯誤，不是偶然發生的。這個錯誤的思想根源是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在多數問題上表現為經驗主義，在某些問題上則表現為兩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這些錯誤，結果造成了建設工作中的右傾保守的錯誤。這樣，就違背了毛主席一貫主張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總方針。

——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

經過這次大會，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