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2/4 頁)

1958年3月，剛剛60歲的周恩來在考察完長江三峽後，來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澤東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當著與會的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和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各省、市委書記的面，毛澤東再一次直截了當地批評周恩來。

毛澤東把周恩來1956年11月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發言的基本觀點概括成兩句話：“成績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澤東給冒進和反冒進問題定了性：其實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究竟採取哪種？我看應該是“冒進”。我們沒有預料到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它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今後還要注意有人要反冒進。

在成都會議上，周恩來有三次大會發言的機會，一是19日作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二是23日作關於三峽樞紐工程和長江流域規劃的報告，三是25日談反冒進的經驗教訓。

25日的講話，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討。他說：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反冒進的錯誤主要在於將1個指頭當作多數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制、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認識，以後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

周恩來把反冒進的錯誤歸為認識問題。但毛澤東所指，並不是周恩來的認識論，他不願意聽周恩來談認識問題，也不願意聽周恩來講責任。因為論責任，毛澤東對任何建設上的失誤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毛澤東隨後提醒周恩來：

關於“反冒進”的問題，我看以後不需要談很多了。在我們這樣的範圍，就是談也沒有好多人聽了。這個問題，不是個什麼責任問題。在南寧會議上我們都聽了，在北京也聽過了。如果作為方法問題的一個例子來講，那是可以的。

毛澤東之所以引導周恩來從方法問題上去講，是因為毛把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討論的結果寫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2月份剛印發黨內討論。草案中至少有兩條直接針對反冒進，其中說到：

要使幹部學會善於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或者多數指頭和少數指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有區別，這件事看來簡單，許多人卻不懂得。要宣傳這種觀點。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的區別。我們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錯了一定翻跟斗。這是認識問題，也是邏輯問題。……

“躍進”年代（5）

“攻其一點或幾點，儘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好人犯個別錯誤的時候，也會不自覺地採用這種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論。

至此，周恩來更加意識到，無論在建設思路還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難跟上毛澤東。這一感覺，不僅周恩來有，劉少奇也有。在成都會議上，劉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對建設速度估計不足。劉少奇還說：“急性病是超過實際可能性的問題，慢性病是落後於運動的問題，人們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視慢性病的危害，應當認識慢性病所造成的損失，絕不亞於急性病。”

經過一番反“反冒進”，達到預期的效果後，毛澤東認為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時機已經成熟。

3月底，周恩來等人回到北京後，中共中央政治局便開會決定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

這期間，毛澤東的心情開始舒暢，而周恩來的心情則極其苦悶。

經常去周恩來那裡的人們發現，一向最為忙碌的周總理和總理辦公室，開始有了一些明顯的變化。

當時去過西花廳的國家計委的梅行後來回憶道：

有一天總理辦公室給我打電話，說總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佈置一下工作。我就馬上去了。總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見我去了以後叫我等等，一會兒把我帶到他辦公室去，跟我談工作，十幾分鍾就完了。談完以後我就很奇怪，我從來沒有看到總理打乒乓球，也沒看到他做其他活動，我就問總理辦公室的###：總理今天怎麼打起乒乓球來啦？###表現出心情很難受的樣子，她說：你難道還不知道嗎？南寧會議以後，總理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位置被免了。總理因為做慣了工作了，沒有工作他會很難受。

他們好幾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