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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他們的話。這些採訪構成了西方學者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此基礎上於1960…1970年間完成了有關當代中國的最優秀的著作，而且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在M。　Frolic；　Le　peuple　de　Mao；　1982，頁257，可以找到一份不完全的美國學者著作的清單，大部分都是以對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所作的採訪為主而完成的。＇。

為了補充有關人士表達自己觀點的口頭見證，還使用兩種書面資料來源：公開發表的見證文字及文學作品。移居在西方、香港與臺灣的一些中國人發表了不少內容豐富的第一手材料。至於以西方語言寫就的，主要參考Michael　Frolic、梁恆以及嶽黛雲收集的資料＇　M。　Frolic；　Mao　s　people；　1980，該書的法語版（見注16）是刪節本；Liang　Heng（梁恆）及　J。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1983；Yue　Daiyun　（嶽黛雲）及　C。Wakeman；　To　the　Storm；　1985。2000年出版了同一型別的同樣引人注目的另一本書，是描述改革時期中老紅衛兵與知青的生成變異：Y。　Jiang　及　D。　Ashley；　Mao　s　Children　in　the　New　China；　2000。　＇。1980年代，在中國也出現了一些脫離宣傳範圍的回憶錄之類，多數刊登在文學雜誌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兩組系列對談錄，由著名作家收集整理，其中有些是訪問老知青的＇　馮驥才《100個人的10年》1991；張欣辛與桑曄《北京人》，1986。＇。這些作家懂得如何向受訪者保證不登出他們的真實姓名，從而讓他們把心裡話都講出來，一個外國學者是很難做到這點的。那都是關於強姦或非法活動等事例，一般只有參與者或者很親近他們的人才會了解到。這對社會學特別有意義。在林林總總的見證材料中，“創作談”以及作家或知名人士寫的自傳＇　就像楊絳及遇羅錦的作品（見文後的參考書目）。＇也不可忽略。“創作談”在中國是一種專門的體裁，也會以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