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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資料。自1970年代中期起，做了大量的採訪，毫無疑問這就形成了最重要的資料來源，因而對知識青年的親身經歷有了深刻的瞭解。許多專家，尤其是美國專家，在當時都是有系統地組織這類資料收集，而我正相反，都是偶發性的。一次，遇見了一些偷渡去香港的前知青，他們引起了我對這個問題的興趣。在兩位住在該英國殖民地會說漢語的法國青年的陪同下，與這些偷渡者進行了長談。他們給我講述了親身的經歷，尤其是在農村那段時期，使我大為震驚，同時也深受感動。1975年那個時候，就像“竹幕後面”發生的所有事情一樣，外界對下鄉運動所知甚少。我跟這些老紅衛兵談論西方世界，特別談到1968年5月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經歷，他們都很感興趣。我們決定合作共同編一本關於中國城市青年下鄉經歷的書，採用集體訪談的形式出版＇　見J。　J。　Michel　&　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　1978。Jean…Jacques　Michel是一個集體化名，而Huang　He（黃河）則是那些中國朋友創辦的一份雜誌的名字。　＇。那一系列訪談記錄正是我的研究的初始，也是眾多資料之一。

集體訪談並不經常用在社會學或口述歷史上，但可以作為一項社會現象調查的極佳切入點。社會的問題就是集體的問題。另一方面，正像某位口述歷史專家指出的，一項研究開始的時候，人們總是在摸索，因此不一定會提出最有意義的問題＇　見Ph。　Joutard；　Ces　voix　qui　nous　viennent　du　passé；　1983，頁225。＇。在集體訪問中，參加者之間互相討論，這倒有助於填補開頭的不足。當然，我也覺得很有必要參考其它的資料作補充，在某些情況下，還需要求證從這些採訪中得到的資訊。時間過去很久了，我發現我們的受訪者提供的事實本身，就連他們作出的判斷也都正確無誤。宣傳中的知青模範使用當年生硬的千篇一律的語言宣讀壯烈誓詞，而我的受訪者藉助真實的事例作出見證。在這兩者之間，我從來未曾猶豫過，那些年輕人沒有理由對著我們這些陌生人用幾個小時去撒謊。我信得過他們，不僅是因為他們態度誠懇，而且也因為他們的表現以及讓人感受到的出自內心的情感，我覺得在他們這種情況下那是合情合理的，可能也是有代表性的。本人願意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充分利用這種“情感共鳴”。

我顯然不能滿足於第一批集體訪談，那時只有7位前知青參加，而且他們同屬一個朋友圈子裡的，經歷和看法都不差上下＇　他們之中只有一位不是廣州市的。這一群組中只有一位女青年。他們全都被遣送到廣東的幾個縣（其中兩位以前在湖北待過兩年）。他們都在農村裡安家落戶，只有兩名被送了去農場，其中一名在文化革命前就離開了。除了這11個人，還有一位“貧下中農”青年，也是偷渡過來的。我採訪過他幾次。＇。因此，1978和1979年，又分別單獨訪問了18名老知青（其中一位後來還當了其他知青的帶隊幹部，還有3位當年是農民，跟他們打聽那時候村裡人是怎麼看城市青年的＇　這些訪談都是在香港的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大學服務中心）進行的，那裡的慣例與眾不同：免費借用場地，並享有選擇採訪物件的絕對自由。＇。

全部採訪都錄了音。訪談過程是半誘導式的，都是從一份統一的問卷開始，然後根據對方的回答，再加上許多別的問題。訪談分兩次（有時三次）進行，間隔幾天，每次3個小時左右。問題都是關於下鄉運動的事情經過，也會問及他們當年的感受，和訪談之時對過去的經歷有什麼想法。也會詢問是什麼驅使他們到香港來。除了3位農民中的一位，所有從廣東出來的都是非法偷渡。兩位上海老知青和浙江帶隊幹部在香港有親屬，所以是合法申請來港的。

曾經有人說逃亡香港的大陸中國人都對共產制度極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築在訪問這些人的基礎上，就會得到歪曲事實而沒有代表性的結論。時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對這類說法去做詳盡的反駁了。如同Lucian　Pye＇　L。　Pye；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86，頁604…606。＇，我也一樣可以觀察到，在香港接受訪問的中國人遠遠不是拼命講壞話給自己國家抹黑的，面對外國人他們倒經常將生活中最陰暗的一面淡化，那是出自民族自尊感，也是害怕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