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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9畝下降到1981年的4。8畝；見章長根，等，〈上海的人口狀況和問題以及我們的建議〉，載於《人口研究》1981年第二期，頁32；康久盛，〈亦工亦農人口與農業勞動力轉移〉，載於《社會》1984年第四期，頁19。＇。而在全國範圍內，只有百分之十的知青被送往國營的或者解放軍的農場，通常是去開發條件最差的地區＇　見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前引，頁110。1967…1979期間的比例是15。5％，但是如果不把下放到郊區農場（由直轄市管理的國營農場）的上海青年計算在內，這個比例就不會超出10％，因為那48萬多下放到郊區的青年的大多數都在農場。＇。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唯一的解釋就是經濟問題：國家沒錢。因此城鎮青年總是被送往有能力接待他們的農村集體，無需國家提供過多的財政援助＇　國家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付出代價的問題將會在本書第204頁專門探討。＇。假使發展農村的目的高於一切，那問題就得倒過來了，就是說，本該把知青送往落後地區，把錢財集中資助那邊為數較少的人。

但事實上，知青們經常被大量地送去既不缺農業勞動力又不缺會讀會寫會算的年輕人的地區。　看來，在大肆張揚的“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為主要目標的背後隱藏著某些更有決定性意義的東西，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這個所謂目標只起掩人耳目的作用。不可否定領導人的腦子裡還是想盡量利用知青的能力去開發荒地或者去搞農村現代化。

至於邊疆地區，除了發展農業之外，還有一個特別的任務：把接受過軍訓的漢族青年安插在那些少數民族集居的戰略上相當敏感的地區，有助於加強戰備防禦。為了突出他們與一般支農青年不同，稱之為支邊青年。文化革命前，為實現這個目標，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向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軍墾農場遣送了大約十萬上海青年。這個地區之所以特別敏感，是因為有一條很長的中蘇邊界線，那裡生活著多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