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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嶽開道，

我來了！

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陝西“新民歌”勾畫出了1958年的風貌。這是無論在物質還是精神上都充滿了浪漫氣質的一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談到民歌，“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他還倡導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兩結合”的創作方法。“新民歌運動”由此蓬勃而起，以至於全年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文化，方方面面都充滿了“詩意”的熱情。不過，這一年的浪漫卻少了點現實基礎，多了點理想主義。

1956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政治和思想上開展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年要在繼續完成上一年革命的同時開展經濟領域的技術革命。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紀念，赫魯曉夫表示蘇聯在工農業最重要的產品的產量方面用15年時間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宣佈：中國要用15年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

1月11日至22日，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在1956年的反冒進主張，認為這是洩群眾的氣，潑涼水，搞得群眾灰溜溜的。接著在3月的成都會議，4月的武漢會議、廣州會議上繼續強調要反“反冒進”，並提出用“躍進”代替“冒進”。就這樣“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已經基本形成”。

“躍進”一詞最早出現在1957年的《人民日報》上，10月27日，《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要求“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11月13日，在《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中：“有些人犯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得很慢，他們不瞭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毛澤東稱讚使用“躍進”這個詞的人“功不在禹下”，還誇獎說，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6月7日，新華社駐河南分社記者方徨趕到嵖岈山，據報這裡的衛星農業社小麥畝產2　105斤。她看到幾大堆金字塔形的麥垛，裝滿麥粒的大麻袋，厚厚一層等待復打的麥秸。方徨不由地驚呼：“嗬！兩畝地能插得下這麼多麥稈兒嗎？”結果激惱了周圍正忙碌的男女社員。她忙擺手解釋，不是不信，而是太興奮。脫粒的最後結果，畝產3　500多斤。6月12日，《人民日報》以“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為題頭版刊登方徨的採訪，第一次正式把報高產稱為“放衛星”。6月，錢學森在《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中“科學地”論證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30％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養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畝產量就不是現在的兩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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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激　情（2）

“稻米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玉米稈兒穿九天，渾身棒子有幾千……”季羨林回憶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畢業於復旦大學的張作生回憶：“為了大放體育衛星、為了集體達標，就選擇在斜坡上，下衝100米，結果個個成績優秀，人人都放了衛星。”

8月17日至30日，北戴河會議透過了《全黨全民為生產1　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公報。趕超英美最重要的指標就是鋼產量，到處都是“一切向1　070萬噸讓路”的標語和宣傳畫。數千萬農村勞動力被抽調去大鍊鋼鐵，秋季豐產不豐收。到年底，全國參與大鍊鋼鐵的人數達到9　000多萬，修建土高爐100多萬座。

天上多少星？小孩數不清。

全民蓋土爐，神仙數不清。

11月上旬，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提出人民公社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和向共產主義過渡是錯誤的，並提醒人們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闖”。

“1958年我國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各方面的大躍進，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的大大提高，以及在今年夏秋之間出現的人民公社化高潮，是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偉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