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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但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對整個商王室世系從整體上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資料加以論證從而使殷代王室世系真正被確認下來。這個遺憾和空白最終由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中予以填補併發揚光大。王國維首先突破了羅振玉的侷限和框框，將卜辭對照的文獻範圍，由《史記》一書擴大到《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世本》、《呂氏春秋》等古代文獻，並擴大到銅器銘文的範圍之中。這種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發現了《史記》中誤記或以通假字記載的一些殷商先公先王名號。在這兩篇論文中，王國維從卜辭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帝嚳、相土、季、王亥、王恆、上甲、報丁、報丙、報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前後順序，證實了歷史記載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並在整體上建立了殷商曆史的體系。為此，王國維登上了甲骨學研究的高峰，其所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被譽為自甲骨文發現19年來最具重大價值的學術論文，為甲骨學的研究和發展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確定，無疑為商代社會歷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指明瞭方向。以王國維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學者從傳統古典經籍考訂的書齋裡走了出來，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密切注視著新出土的資料，以新的學術指導思想和方法，開始穿越歷史的迷霧，漸漸邁上了“信古”、“釋古”的道路。

遺憾的是，王國維，這位學術界罕見的曠世天才，甲骨學研究領域的一代宗師，於1927年6月2日，在他50週歲的鼎盛英年，竟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感慨和疑惑。

殷墟的發掘

1928年5月，民國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出任該所所長的傅斯年立即網羅人才，成立考古組，並以機智敏捷的頭腦決定派河南南陽人董作賓到安陽殷墟甲骨的出土地進行實地調查。未久即根據調查報告，開始在小屯進行初步發掘，共獲得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

192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決定聘請李濟為考古組主任，並主持安陽殷墟的第二次發掘。在董作賓的密切配合下，李濟率領考古隊於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別進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發掘，陸續發現甲骨3000餘片，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正當考古人員躊躇滿志，熱情高漲，渴望一舉揭開商王朝的隱秘之時，由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河南地方就發掘器物的去留問題發生衝突，導致發掘工作不得不暫時停止。

就在這段糾紛突起，中央和地方反覆交涉的不短的時間內，李濟見安陽殷墟無法正常工作，便移師山東濟南，開始展開對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

李濟此時揮師城子崖，其情感和動機是複雜的，除了安陽殷墟的發掘受阻，不得不重新考慮尋找處女地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是，此前瑞典人安特生在黃河中上游的仰韶村發現了以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那麼黃河下游出現了完全不同於仰韶文化的黑陶意味著什麼？是不是一種新的文化？這個文化難道也是從西方傳來的嗎？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釋？懷著對安特生提出的中國文明“西來說”不服氣的心理，李濟才毅然作出了這個決定。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遺址於同年11月開始首次發掘。1931年，從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梁啟超次子、考古學家梁思永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與此同時，殷墟方面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得到解決，開始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大規模發掘，中國的田野考古學事業在20世紀上半葉迎來了一個輝煌的鼎盛時期。

城子崖發掘的結果證明，遺址中所出土的文物與仰韶文化風格迥異，其中發現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幾乎完全不同於河南、甘肅的彩陶，器形也沒有相同之處。而城子崖最具特徵的“蛋殼陶”，通體漆黑光亮，薄如蛋殼，其製作工藝已達到了新石器時代的頂峰，並作為一種文化標誌——黑陶文化，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響。除此之外，城子崖遺址還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與殷墟文化有著某種關聯的卜骨和長450米、寬390米、基址10米的版築夯土城牆，這一發現，“替中國文化原始問題的討論找到了一個新的端緒”，“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將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為學者們尋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強了信心。後來，由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著名學者編寫的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古報告《城子崖》公之於世，並認定疊壓於東周文化層之下的遺存屬新石器時代。由於城子崖遺址在龍山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