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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進人了春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周王室雖然還有天下共主的名分，但政治重心卻漸漸轉移到列國霸主的身上，中國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急劇動盪、頻繁變革、戰爭連綿的春秋戰國時代。西周的世系表為：

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共和—宣王—幽王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1）

疑古、信古、釋古

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在文字尚未產生之前，中國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傳把遠古時期的歷史傳述下來的，只是到了文字產生之後，遠古的歷史和現實發生的事蹟，才用各種書寫工具斷斷續續地記載下來。由於口耳相傳的緣故，對於遠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後人增益、編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漢代典籍中對於古史的記載就變得互有差異，錯綜複雜起來。比如“三皇”、“五帝”的記載，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說法。如商的始祖簡狄吞吃玄鳥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跡而生后稷等，顯然是神話，若以今天的科學眼光分析，實際上反映了原始社會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配偶婚姻關係。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圓其說的古史系統，自春秋戰國時代就有學者產生了疑古思想，不過那個時候只是一種疑古思想的萌芽階段，並未形成對偽書、偽說考辨的氣候。真正形成氣候則是秦漢之後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贏政盡滅六國，定天下為一統後，圍繞一場關於實行郡縣制還是分封制的爭論，在丞相李斯的鼓動和蠱惑下，產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關於焚書之事，秦王朝明令規定，“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不難想見，這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焚書，對先秦典籍無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國史書損失尤為慘重。正如司馬遷所言：“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但是，由於《詩》、《書》及諸子書“多藏人家”，則遠沒有被燒絕，故而到了西漢初年，“時有失而復見者”，重新被發現的古文經共有十種，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等。古文經的不斷髮現，引發了曠日持久的今古文之爭，這場學術之爭，導致了後世大量偽書的出現，並直接影響著辨偽學的發展。

自20世紀20年代始，中國學術界升起了一股疑古風潮，在這股泥沙俱下的狂潮中，一個“古史辨派”也隨之滋生髮展起來，這一派別打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對歷史進行一次總清算的大旗，一時間甚囂塵上，幾站佔了學術界的統治地位。按古史辨派對古史的清算結果，中國歷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歷史，而只是一種傳說或神話。號稱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其歷史驟然被縮短了一半，流風所及，遍及海內外。極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響，使許多國內外華人喪失了對古籍和傳統古史的信心，對中國文明從興起到繁榮的夏商周三代產生了懷疑。此後的部分學者雖沒有完全否認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卻斷定“夏代是傳說時代”，並武斷地認為“夏代不會有多麼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罷了”。

歷代相傳的古籍文獻如《尚書》、《左傳》、《春秋》，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載的史實，到底全是傳說還是確實存在過的歷史，在學術界思想陷入迷茫與混亂的時刻，一批博學鴻儒處變不驚，對中國古文明的探索仍懷有滿腔熱情和足夠的信心。他們以“與其打倒什麼，不如建立什麼”為學術思想指導，從狂熱的論爭和迷茫混亂的思想態勢中悄然走出，轉而以科學的理念求助於剛剛誕生的中國考古學，以求得對中國古史的認知。1925年9月，作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發表了在學術界著名的題為《古史新證》的演講：“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之。”

正是憑藉這一學術指導思想，以羅振玉、王國維為代表的部分學者獨闢蹊徑，透過對1899年開始在安陽發現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譯，以鐵的事實否定了極端疑古派的結論，在完成了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同時，也轟然撞開了歷史典籍中記載的遙遠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門，從而為中國史學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