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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傾聽。但他們為得到坐在我對面椅子上的權利付出了每小時400美元的高價，我不便對他們的行為抱怨什麼。一個哭泣的女人卻是另一回事。我情不自禁地突然站起身，問她是否要喝點什麼。她真的是美若天仙，而且在不停地哭泣。我無法對她置之不理。

卡利茲是她孩子的父親，她說。發生了一個誤會；他惹惱了警察；警察就陷害他攜帶毒品。他其實是個好人，只是別人不太瞭解他。他那張嘴不饒人，所以警察就要給他點厲害嚐嚐。當然他也不是好惹的，這個她曉得——她臉上深色化妝遮住的是一塊淤青嗎？——哦，這個跟他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她是否意識到她在我眼裡是多麼富有魅力。我注視著她，注視著一滴滴淚珠從她的臉頰滾落，不禁被深深地迷住了。她交叉起雙腿時，我屏住了呼吸。這並不意味著我不尊重女性。相反，自從我記事的時候起，我就一直很尊重她們：我珍視母親懷抱的溫暖，欽佩女同事們過人的才智。但問題是，男女平等的思想對人的肉體沒有任何意義，而她卻有一種單純的、脆弱的氣質令我的整個靈魂都渴望得到她。

一些必要的解釋工作我還是做了：我們事務所不受理有關毒品的案子，事實上任何刑事案件我們都不涉及。聽到這話，她哭得更厲害了，到最後我都不忍心提起律師費的事，很明顯她付不起。不過這也沒關係，因為卡錫·威廉斯·道格拉斯律師事務所寧願把死神請到辦公室來也不會願意為毒販辯護。於是我就對她說我手上的案子已經太多了（這是實話），而且我也沒有權力改變所裡的規定。她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眼淚汪汪地、很沒面子地離開了我的辦公室。她走後的幾個小時裡，我的腦海裡一直浮現著她的形象。我直瞪瞪地看著她剛才坐過的沙發，心裡祈禱著她能再回來。接下來的兩天裡，我在辦公室都無法靜下心來做任何事。最後，我終於給她打了電話，告訴她我會想辦法幫她。實話說吧，為了能再見到她，讓我上天入地我都幹。

說服事務所接下這個案子可不容易。卡錫·威廉斯·道格拉斯律師事務所千方百計儘量不和法律援助沾邊。這家事務所佔據沃克大廈整整三層樓面。沃克大廈位於亞特蘭大城的巴克德區，在這裡年老或者貧窮都是一種罪過。如果說有誰想去貧民窟玩幾天的話，那可不會是我傑克·哈蒙德。從法學院畢業三年後，我搬到了亞特蘭大——該城像一塊磁鐵，把美國東南部零散的人吸引到了一起——我在這裡每週工作70小時，通常報復似的花掉所有的工資，甚至透支。我決不能出任何差錯。儘管如此，我還是預約了律師事務所的創始人之一弗蘭克·卡錫，和他見一面。

最後的告別（2）

卡錫今年70歲。他開始創業的那個時期，為窮人或慈善機構提供無償服務是每個大事務所的義務。直到80年代初期，社會對律師事務所仍有這樣的期待，法官也會將提供無償服務的任務指定給他們。這樣的做法很對卡錫的胃口：他屬於老派的南方開明人士，對有關民權的案子特別容易動情。到現在他還經常講他們在60年代營救抗議者出獄的故事，這些人入獄的罪名大多是坐在了飯店裡黑人不該坐的地方。所以，雖然他不會贊成受理與毒品有關的案子，但一個哭泣的姑娘加上由種族歧視造成的非法拘留很可能會引起他的關注。

我不常見到卡錫；在律師事務所這個等級森嚴的世界，他處於奧林匹斯山頂，很難得去兩層樓下面的“地獄”，那裡是年輕律師們工作的地方。雖然我工作異常賣力——主要是想透過拼命工作讓人們忘掉我是在亞拉巴馬州的多森這個小地方長大的，我的少年時代平常得就像紙板刻出來的一樣——我接觸事務所上層的機會是極其有限的。來到這裡之前我覺得自己很有點法律方面的天賦。在卡錫？威廉斯？道格拉斯律師事務所待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作為亞拉巴馬州多森市最聰明的男孩只不過是一顆在泥潭裡閃亮的鑽石而已。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有事去找事務所創始人談談可能對我的前途會有好處。

剛與他談起這事，我就知道找對了人。有一陣我甚至擔心他會親自上陣和我一起代理這個案子。對於身家數百萬的卡錫來說，接手這樣一個案子就相當於帶著募捐箱站在雜貨店門外一兩個鐘頭幫救世軍募捐：這對靈魂有益。也許他覺得這種表達法律界寬廣胸懷的方式並花不了幾個小時，權當是換換口味。審理毒品案件的法庭就附設在警察局內，地方極小，只有10個座位，比一個旋轉門的佔地面積大不了多少。

第二天上午我來到富爾頓縣監獄的最深處，與卡利茲見面。那裡的氣氛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