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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的門欄。他既悲哀又羞愧於臉上已幹掉的淚痕，並帶著因恐懼而變得嘶啞的嗓音懇求我代表他面對犯罪指控的傳訊。傳訊是庭審程式的最初階段，被指控有罪的人被正式告知指控的詳細內容。他告訴我他的律師遲遲不能來，而管轄此拘禁地的典獄官稱要等他的律師到位後才能開庭。我受命向法官說明，法律援助協會將代表奧沙利文出庭，只限於傳訊階段。

三重謀殺（2）

開庭時，審判室裡擠滿了七名小受害者的父母，面露焦急而憤怒的神色，還有幾十名警官和法警，另外，似乎紐約市所有的記者都到了。這隻會讓地方上的警務記者——尤其是莫蒂——更加惱火，使他們更渴望掘得內幕新聞，以給“那些城裡來的傢伙”（這是莫蒂之類的正規軍送給入侵他們地盤的同行的綽號）一點顏色看看。當然，孩子們被安置在另一間屋裡，看護她們的是特選警官和幾個來自受害者事務局暴力創傷部的社會工作者。

法警宣佈了訴訟事件號碼及案件名稱，其中也包括被告的名字。他同時向坐在法庭拘禁區的奧沙利文示意，並責其走向前來。這一特定的宣詞對被告有很大的震懾，因其顯示了政府的威權：“紐約州政府的人民訴訟……”接著他轉向我，指示道：“請出示出席通知。”出席通知是庭審制度裡眾多不合時宜的事項之一，它僅僅意味著律師必須出具其姓名、地址和從屬關係，登記在審判速記記錄上，以備日後檢查——例如，可以證明被告已按恰當方式從檢察官那裡得到了控訴通知。我回答道：“查爾斯？J。海因斯，法律援助協會的助理律師，現代表被告人。”

“他有名字嗎？”克倫威爾法官簡單地詢問道。

“是的，他當然有，法官大人，剛剛在庭審開始時由法警宣佈過。”克倫威爾法官身材高大，肚子隆起，臉色通紅，顯示出肝病晚期的症候，那是酗酒幾十年的後果。他聽了我的話立刻就惱了。他聲如洪鐘，使得所有人，尤其是受害者家屬，但特別是聚集一堂的媒體記者都能清楚地聽到他的質問：“為什麼要法律援助協會來代表該聯邦探員？他是有辦法請到私人辯護律師的。”這種法官是我們不得不對付的最糟糕的官僚，無論我如何解釋都沒法阻止他不失時機地在公眾面前出風頭。克倫威爾法官咄咄逼人的言詞在快結束時將矛頭指向了法律援助協會，尤其是要跟我過不去，“這七宗案子的每一宗保釋金定為100萬美元。100萬。”他補充道，像是不能肯定這是否完全被理解了。最後他說：“假如被告，一個聯邦探員，”此時他用洪亮而戲劇性十足的嗓音拼讀了奧沙利文的全名，“弗朗西斯？愛邁特？奧沙利文能夠湊齊700萬美元以確保在必要時能重返法庭，那麼你，海因斯先生，以及你的組織，那本來該是代表貧窮罪犯的——”

“被告。”我嚷起來，打斷了法官的話。

“你要是再敢打斷我的話，看我不讓你交保釋費！”他尖聲高叫，他的反應是如此激烈，以至同時又打出一個響亮的飽嗝，黑麥威士忌——其早餐的常規飲品——的刺鼻氣味襲擊了距法官寶座5英尺內所有的人。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盯著我差不多足有一分鐘，才繼續發話。

“很好嘛，假如他付得起保釋金，我估計他也請得起律師。”我那可憐的朋友奧沙利文探員被銬走時嚇得什麼也應對不了。他朝我的方向悲哀地看了一眼，聳了聳肩。當他被帶往拘禁牢房，雙手銬在背後，我用口型對他說：“別擔心。”接著疾步出了法庭。我用了不到半小時便在紐約市管教部（即拘押奧沙利文的部門）準備好了人身保護權令狀。

人身保護權令狀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法律補救手段，是每個美國公民生而就有的權利，也是我們免受政府濫用職權的基本策略之一。該令狀是由法官簽發的命令，下達給在押人員的監管人。檔案開頭的文字責令道：“Habeas　corpus　ad　subjiciendum。”（——其基本意義為“汝速提此人見吾”）。像許多其他賦予美國公民的權利一樣，它也有著英國法律的根源。它在英國法律中或許是最著名的律令了，並被普遍尊為“自由的偉大律令”。

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彼德？金得知我對令狀的申請後立刻予以批准。他起先笑出了聲，然後在得知克倫威爾法官時便搖頭說：“那個混蛋！”

我帶著令狀火速返回法庭。我便是在那裡第一次遇到了莫蒂。事實上我跟他撞了個滿懷，他向前一步厲聲說道：“我是《布魯克林鷹報》的莫蒂。你怎麼想得起來代表這個壞東西的，嗯？”莫蒂最多不過5英尺高，聲音粗厲得像銼刀，身上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