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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白骨證實他走完了一生，浮華或貧瘠的一生。他會不會是那個建廟的方丈呢？他所建立的廟宇已蕩然無存，他所傳遞的佛家學說也後繼無人，只剩下這棵無意栽下的櫻桃樹，留下了他歷史的痕跡。他的屍骨中既沒有舍利子，更沒有菩薩的那份祥和，他普度眾生的願望連自己都普度不了。如果他仍活在新的輪迴裡，是否會懷疑當初的選擇，為一個縹緲的理想而奉獻自己的一生，到底值不值呢？今天的佛家寺廟被砸的砸，燒的燒，佛家弟子們死的死，逃的逃，還俗的還俗。能堅持信念的，正為自己的吃飯穿衣發愁，他們隸屬於剝削階級的範疇，想當人民公社社員還沒人要呢。

理想是美妙的，生活是現實的；生命是可貴的，死亡是可怕的。人的生死都是無法抗拒的選擇，精子和卵子的偶然結合，締造出新生命，綿延著人類的生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成為當今的流行語，父輩的地位決定子女的命運，出身決定一切。可溥儀是真龍天子，不也淪為甲級戰犯？龍變成了蛇，一條籠中的小蛇。人們說那是改朝換代的產物，謝曉燕的父親在省裡當領導，過去也算個封疆大吏，屬王侯等級，現在不也是黑幫嘛。“文革”初期還有一種說法：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當年高呼這些口號的人，大都因為父親倒臺加入了混蛋的行列，現在上街看看，知青隊裡瞅瞅，好漢沒幾個，混蛋一大堆。龍入淺灘遭蝦戲，虎落平川被狗欺，鳳凰落架不如雞，當今正是雞變鳳凰，鳳凰變雞的時代，亂世出英雄嘛！人的生是一種巧合，人的死也無法選擇。如果秦始皇死在統一六國之前，唐玄宗死在娶楊貴妃之前，慈禧太后死在光緒戊戌變法之前，歷史都將重寫。人生與死的偶然性決定著人生歷程的偶然性。人生大抵經歷一個過程，一個充滿艱辛的過程。一個在希望中奮爭的過程；一個在絕望中煎熬的過程；一個在長期的痛苦中享受片刻歡樂的過程；一個在永久的孤獨中獲取短暫榮耀的過程；一個偶然生必然死的過程，誰也無法改變，萬歲永遠是一種貪婪的奢望。他不知哪來這麼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總有點神經兮兮的，難怪夢話連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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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窩棚裡，啃著昨晚捨不得吃的一塊玉米餅，大黃狗偎在他身邊，他掰了半塊餅餵了它。他望著綠陰陰的櫻桃園，不知撞見這墓地是不是凶兆？咳，古來墓地都有好風水，藏著好運道，他總覺得這裡沒給他帶來多少好運，也許好運已給死者的後人佔走了，自己啥也撈不著。媽媽前兩天來信，說一直沒有父親的訊息，不知情況如何？很擔心。父親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曾出國留學，畢業於德國慕尼黑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當時正是二戰期間，父親親身體驗了人們對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以及野蠻的法西斯專制，給德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他的一位導師是位反戰人士，臨戰敗前被迫當了兵，亡身於英美聯軍的轟炸。師母像對待親生兒子一樣照顧父親，臨別時，師母緊抱著父親痛哭，淚水灑落在父親的那件黑色的西裝上，他一直捨不得洗。那份情誼，父親每憶起來都熱淚盈眶，難以釋懷。父親永遠忘記不了那雙慈愛的眼睛，那顆把最後一塊麵包留給異國青年的拳拳慈母之心。

德國被英美聯軍佔領後，父親正好畢業。回國後，憑著自己的真才實學，受聘於一所著名大學哲學系任教授，擔任系主任，可謂青春得意。五七年他在一次教研會上提出，哲學研究應放眼世界，不能僅師從蘇聯，馬克思的哲學不也來自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嘛。因此，他被列為反蘇急先鋒，戴上了右派帽子。大會宣佈的時候，他看見禮堂屋頂上跌落一束耀眼的白光，正砸在他眼鏡上，眼前頓時白茫茫的，啥也看不見，鬧得他眼睛疼了好幾天，像得了紅眼病。於是，他又多了一條罪狀，恨社會主義蘇聯恨紅了眼。

六十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校領導鼓勵他戴罪立功，寫幾篇有深度的理論批判文章。他先後發表《論大國沙文主義的哲學基礎》、《蘇聯哲學界的教條主義現象》等文，在理論界引起較大反響。校長在給他戴上右派帽子的大禮堂，又隆重地在全校大會上為他摘了帽，並官復原職。摘帽大會上，他無意中又看見屋頂上的那一絲光，像一滴水，在空中懸著，晶瑩剔透，在熱烈的掌聲中舞動著身子，秀色可人，充滿著誘惑。晚上，他興沖沖地回到家裡，把皮帽往桌上一放，對媽媽說：“摘帽了，得慶祝慶祝。”媽媽高興地抱著他，頭依在他肩上，欣喜地說：“總算熬出頭了。”這時，他卻掙脫了母親的擁抱，又鄭重地把皮帽戴上，一本正經地說：“想摘就摘，想戴就戴，那還不容易？”他把帽子歪戴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