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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個座位遠的位置上。我要了一杯吉尼斯黑啤酒（Guinness），像喝水一樣咕咚一口就喝光了。我逛著機場裡的免稅店，挑選著白酒、糖果和昂貴的皮革製品。可是我什麼也沒買。一對愛爾蘭老夫婦衝到我面前，老婦人擁抱著我，她的丈夫握了握我的手，對我表示由衷的感謝，還請我喝他的銀製酒瓶裡的威士忌酒。我被這個場面嚇了一跳，我先是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對我表達慷慨和讚美，隨即我想起自己剛剛參與了一場戰爭。我敷衍地謝了謝他們，然後提前上了飛機。

最後我們到達了加利福尼亞州。從聖貝納迪諾乘車到二十九棵棕櫚基地的路程花費了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因為在沙漠裡的這條公路上有成千上萬的美國公民夾道歡迎榮歸故里的英雄們。這讓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紐約城裡勝利遊行的場面。載著我們駛過高沙漠區的20輛黃色公交車與之相比簡直渺小至極。

人們把廉價啤酒、一瓶瓶的廉價白酒、黃色塑膠綢帶和旗幟扔進車裡。偶爾會有陸戰隊隊員把搶著要上來的婦女抬進車裡。那女人會向我們微笑，祝賀我們成為英雄。有時她會親吻幾個陸戰隊隊員的臉頰，接受一個陸戰隊隊員送給她的可以夾在衣服上的V形臂章，並且和顏悅色地拒絕陸戰隊隊員們俗氣的，甚至是有點兒粗暴的性愛的召喚與建議。但通常這個好心的甚至具有愛國主義情結的，為自己國家而驕傲的女人才會意識到自己是被強行拉到車裡的。這時她就會尖叫個不停，直到有個鍋蓋頭禮貌地將她帶出緩慢行駛的公交車，讓她回到安全的平民世界，才願意停止尖叫。這種場面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我開始厭倦起來，開始為自己的身份，為強加在自己身上的英雄身份而感到失意。

當我們就要到二十九棵棕櫚基地時，克羅克特拉了個越戰老兵到我們的車上。這是位堅強的越戰退伍軍人，很明顯多年來一直在這一帶的街區奔波，進出於各個越戰退伍軍人醫院。他的兩隻腳都很髒，連鞋都沒有穿。他穿著破破爛爛的牛仔褲和一件褪了色的來歷不明的迷彩服。淚水從他的雙眼流下來，流過佈滿深深皺紋和飽經風霜的臉頰。他的臉就像是一張複雜的沙漠地形圖。他好像是喝醉了，不過明顯沒有平時喝得多。他抓住克羅克特的肩膀，好讓自己站穩。然後張開乾涸的嘴唇，可是什麼也沒說。車裡突然鴉雀無聲。他閉上嘴，舔了舔乾裂的嘴唇，對著車裡的我們吼道：“謝謝你們，謝謝你們，鍋蓋頭們，感謝你們讓他們知道我們並不是壞蛋。”

勝利歸國：喧囂的背後是什麼？（2）

克羅克特扶著老兵，讓他回到人群中。雖然興奮的公民造成的壯觀場面對我來說什麼也不是，但我還是希望它可以治癒老兵內心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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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的孤獨與絕望：寫下這本書（1）

開往基地的整個長途旅程中，我手裡一直捏著脖子上掛著計程車兵身份識別牌——這些不是我的，是我從三個死去的伊拉克士兵的脖子上扯下來的。這些識別牌直到現在還在我的揹包裡，在我的地下室裡，和我當年參軍的制服，我得到的獎章、徽章、綬帶還有沙漠地形圖放在一起。

偷走這些士兵身份識別牌是一種罪過。有時候我在想那三名死去士兵的家人有沒有得到親人陣亡的訊息，或者在巴格達的一堵石牆上，是不是已經將他們列為戰爭中失蹤的人員。或許他們的屍體已經透過牙醫記錄鑑別出身份，又或許一名伊拉克軍隊的上尉在戰後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才得以通知到他們的家人關於他們已經犧牲的訊息。可是，這三名伊拉克士兵的家人生活在其父兄生死不明的恐懼中，也許我應該為此負很大的責任。現在當我想到這三個人時，我記起了他們那一張張死灰的臉，想象著他們帶著死人的面孔與家人共享野餐的樂趣。如果他們的家人不知道他們已然不在了，我感到很抱歉。因為就算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們已經死了。是的，他們死了，我很難過。令我難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參加戰爭並活著回家的人，希望留在這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能將壞訊息散播開來，告訴家鄉的人們戰爭是怎樣打響的，為什麼打響，是誰在為誰而戰。在戰爭中倖存的人數越多，能夠說出這些壞訊息的人也就越多。

不幸的是，大多數熬過戰爭的人都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還留在人間。他們以為自己還活著，是為了能回到自己的家裡，能賺大把的鈔票，操自己的老婆，成天酗酒，並且能自豪地搖晃著國旗。

這種人散播的都是他們自認為好的訊息，有關戰爭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