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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惠芳回到樓上，走進自己的房間，插上了門。她坐到桌前，拉開了抽屜，從裡面翻出一張已經發黃的照片，照片上就是她的丈夫江堂發。那時江堂發還很年輕，肩膀上扛著一隻槍，不過是一隻氣槍。她並不是在懷念江堂發，直到今天她甚至都有些恨他，她還是在傷感自己的命實在苦，照片上的這個男人害了自己一生，至今也沒有結束。

何惠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搬進老宅的。當時的造反派組織從“走資派”手裡奪取了政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不久，造反派又分裂成兩派，一派支援這個“革命委員會”，被稱為“支派”。另一派反對這個“革命委員會”，被稱為“反派”。江堂發原是港務局一艘拖輪上的水手，儘管從來沒有去過大海，卻稱自己是海員工人，平時總愛穿那件洗舊了的藍白條水兵衫。他是“反派”一個組織的頭頭。兩派越鬥越激烈，從“文鬥”發展到“武鬥”，從打棍子發展到開槍。“支派”撤到城外，以“農村包圍城市”之勢，把整個城市給圍起來了。江堂發的家在城外的工人宿舍區，那裡是“支派”的地盤，他沒法回家，就住在城裡。這時他有了一個女人，就是何惠芳。帶著一個女人，要住在安全的地方，園青坊85號在城市的中心，除非“支派”佔領全城，這裡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江堂髮帶著何惠芳搬進了老宅，把三進靠北邊的二樓連同西連廊，臨時隔成房間住了下來。

江堂發和何惠芳搬進老宅的情景，至今謝慶芳還記得一清二楚。江堂發挎著一隻駁殼槍，身後跟著背槍的警衛員，殺氣騰騰的，老宅裡的人，一個個都不敢出聲。

當時何惠芳只有二十多歲，很有幾分姿色。宜市水土好，姑娘們都有水靈靈的膚色，何惠芳就是一個典型的白裡透紅的姑娘，她原先在商場當營業員，後來到造反派組織裡當話務員，認識了江堂發。

江堂發在宜市是一個傳奇人物，只是今天人們早已把他遺忘了。江堂發喜歡槍，“文革”前，他就把自己準備結婚的錢，買了一支氣槍，沒日沒夜地練槍法。江堂發練槍法和別人不同，他有自己的辦法。他在一塊木板上貼著靶紙，靶紙是自己畫的，靶心先是一個黃豆那麼大的點，然後是芝麻那麼大的點，最後就用一根針刺出一個點。打十槍不能有十個槍孔，只能有一個，然後數靶紙後面的鉛彈頭有多少。夜晚看不見靶紙，就在靶紙前點燃一支菸，打那紅紅的菸頭，後來又改用一根點燃的香。練得多，消耗的鉛彈也多，為了省錢，他做了一個木盒子，裡面裝滿鋸末，放在靶紙後面，鉛彈穿透靶紙，落在盒子裡，打完後把鋸末裡的鉛彈篩出來再用。江堂發就是這樣把槍法練得出奇的好。

江堂發出名，是在全民“除四害”的時候。江堂發對其他三害沒有興趣，只喜歡打麻雀。他可以在五十米內，一槍一隻，彈無虛發，打下麻雀不計其數。政府要獎勵他，他只要氣槍子彈。神槍手江堂發就這樣出名了。首先出在市報上，江堂發的事蹟佔了半個版，接著省報記者下來了，江堂發扛著氣槍的英姿又出現在省報上。宜市沒有人不知道神槍手江堂發的。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江堂發家不缺吃的。他把打下來的麻雀拔毛開膛，用鹽醃了，一串一串掛在那兒風乾。自家吃不完就送人，於是結交了不少朋友。

文化大革命給他這等人展開了大舞臺。“武鬥”開始了，江堂發成了“反派”的一寶，神槍手江堂發簡直就是令對手膽寒的名字。走到哪裡，都有人跟著看熱鬧，他就是戰無不勝的象徵。

何惠芳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江堂發的。

一個兩派“武鬥”打得很激烈的晚上，槍聲大作像過年放鞭炮一樣。有情報說，“支派”有好幾支武裝小分隊摸進了城裡，“反派”司令部裡氣氛很緊張，電話特別多。江堂發要的一個前沿陣地的電話，何惠芳接了幾次都沒接通，已經有了司令頭銜的江堂發火了，把電話給扣下了。

一會兒，總機房的門“咚”的一聲被人踢開了，一個黑黑的漢子直闖進總機房，衝著何惠芳叫喊：“你怎麼搞的？連一個電話都接不通，趕快給我接，誤了戰事我斃了你！”說完又跑出去了。何惠芳又氣又怕，哭了。同事告訴他，這就是江司令。終於，何惠芳把江堂發的電話接通了，她噓了一口氣，倒不是擔心會被江堂發槍斃，而是害怕他又會闖進總機房裡來罵人。

槍聲平息了，電話也少了，何惠芳的精神也放鬆了，靠在椅子上休息。突然聽到有人在敲門，由於害怕江堂發再來，何惠芳把總機房的門插上了。

何惠芳問：“誰？”

“我。”江堂發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