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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軍的戰鬥序列。日軍大本營的這種做法，可以說是準備繼續在華南，進行孤注一擲的戰略延伸作戰了。問題是，以全面的戰略部署而言，日軍大本營在此犯下了極大的錯誤，因為當時日本的本土已經受到直接的威脅，日軍必須要加強鞏固接近本土決戰的地緣戰力，萬不應該把最後可以運用的力量，陷在遠離本土的華南。何況蘇聯的威脅已經日益明顯，假如日本的本土遭到佔領，或是中國東北受到蘇聯的攻入，日軍主力卻集結在遙遠的華南，怎能對於整體戰局發生任何的用處？但是當時日本急於需要更多“勝利”的訊息來支撐，顧不了這種戰略上重大的考慮。一九四四年九月，當日本把更多的兵力投入華南，進行遠離本土的廣西決戰之時，中國也正陷在抗戰時間，內憂外患最為嚴重的危機之中，由於史迪威所造成的中美摩擦，以及介入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造成中國無法及時作出各種兵力安排與迎戰的佈署。各個部隊指揮官，觀望蔣介石是否會交出權力，重慶的命令當然也就無法貫徹執行了。這種在作戰生死關頭，內部的離心離德，以及指揮後勤系統的錯亂，造成中國的野戰軍主力，北起黃河、南到粵江，全都遭到日軍重創。美軍在華南的主要空軍基地，同樣也遭到日軍極大的破壞。中國在遭到這一連串的重大軍事失利之中，更使得原本已經出現經濟嚴重困境的後方社會人心，產生了整體意志動搖的不安，因而影響到法幣大幅貶值，通貨膨脹更是惡化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中國整個的政治局勢，也再度出現嚴重的分裂與內訌，不但延安與重慶之間勢同水火，此時八路軍更是擁兵不戰，等待史迪威使用美援來“召安”。共軍利用日軍大量南下，擊破國民政府軍隊的有利時機，儘量擴大自己在黃河與淮河一帶的兵力與地盤（而不是對抽空的日軍佔領區發動果斷的攻勢以牽制日軍）。此時，國民政府各個戰區的司令長官與蔣介石之間，也發生了忠貞的猜疑，更大的派系摩擦與奪權鬥爭也在運作之中，因此造成華軍對日作戰戰力的全面下降。一九四四年十月，當日軍調整好新的指揮架構，開始進行打通粵漢鐵路，及多路夾擊廣西的作戰之時，中國方面卻為了史迪威所引起的複雜權力鬥爭，正鬧得不可開交。史迪威對蔣介石奪權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雲南的龍雲開始有準備自立的動作試探，軍事參議院議長李濟琛更是直接與美國的桂林領事館聯絡，聲稱只要美國政府支援他，他將準備聯合西南各省的軍事將領，共同“推翻”蔣介石的重慶政府，組織一個親美的西南聯省政府。史迪威開始物色白崇禧等人，試探他們取代蔣介石的可能性（幸而白崇禧沒有正面回應）。

此時作為蔣介石身邊親信的參謀長何應欽，在這種情況之下，則更加小心控制兵員與補給，他不敢充分補充忠誠受到懷疑之將領的部隊，特別是在前線禦敵的薛嶽與張發奎部。因為何應欽必須擔心，他們是否會參加響應反蔣介石的政治運動。因此在這個中日最後決戰的前夕，在中國方面，從中央到前線，都是陷入一團混亂的權力鬥爭之中，根本沒有擬定任何可行的戰略，以進行軍力的準備，因應日軍一號作戰計劃的最後一波攻勢。對負責指揮一號作戰華南攻勢的日軍最高戰地指揮官岡村寧次而言，日軍進攻廣西的戰略目標，是放在攻佔美軍在廣西桂林、柳州的空軍基地，以及殲滅中國在華南地區的野戰軍，這是第六方面軍發動廣西會戰的主要作戰任務目標。至於與南方軍會師，打通大陸走廊，那只是心理上的效益而已。因為在盟國空軍取得壓倒性優勢，以及中國沿途都有游擊隊破壞的情況下，日軍根本缺乏陸路的運輸工具，也無法有效維持陸上全線的交通安全。因此這條貫通南北的“大陸走廊”，是不可能發揮實質的運輸功能。岡村寧次對於廣西會戰，是設定多方面的全方位攻勢，他令兵力最強的第十一軍橫山勇，由湖南經湘桂走廊，由東北向西南發動主力攻擊，先攻克桂林之後，再迅速將主力插到柳州的西方，以策應圍殲中國在廣西的野戰軍主力。而在廣東的二十三軍，則是沿著西江，由東向西前進，負責進攻柳州，這樣日本的十一軍與二十三軍的廣西會師，即可攻佔桂林與柳州的美軍基地，又可夾擊與殲滅華軍野戰軍在華南最後的主力。同時為了分散中國守軍戰線的兵力，岡村寧次又下令在雷州半島的日軍，協調在越南北部的日軍，對廣西南部進行同步進攻。所以華軍第四戰區的張發奎部，就處在一個多面包圍的狀況之中，但自己又沒有生力軍可以調派。華軍在廣西可以說是危機四伏，也就難逃失敗的結果。

35。2　日軍作戰的內部衝突

不料日本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竟然有著更為旺盛的搶功企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