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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歷史命運，而當初日本急於侵略中國東北、內蒙與華北的戰略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爭取抗蘇的戰略空間與戰爭資源。日本最大的戰略惡夢，就是中國全面的赤化，而成為蘇聯所支配的附屬國，那麼日本在華將會陷入被南北夾擊的危機之中。

因此當中國共產黨的紅軍，打著北上抗日的旗幟，從中國的西南折向西北運動之後，日本對於國民政府的壓力立刻大幅的增加。日本政府以及軍部，包括關東軍與駐屯軍，都一再地發表宣告，假如國民政府不能有效的殲滅北上的紅軍，那麼日本只有自己動手來攻擊紅軍了。這就是一九三五年，在華北日軍壓迫國民政府的最主要藉口，而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現，就是日本要針對中國共產黨力量北上的先制防禦行動之一。之後，日本的華北駐屯軍改編，以及對於冀察政務委員會負責人宋哲元沒完沒了的壓迫，也都是著重在“防共”的戰略。

一九三六年二月，紅軍一度表示為了抗日，由陝西進入山西與內蒙古邊界，引起了日軍極大地警戒，日軍藉口防共的迫切性，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政府透過擴編其華北駐屯軍的議案，已準備迎擊共軍北上的挑戰。日本在華北駐屯軍的司令官職級，提升為日皇親自任命的中將軍官，並且擅自違反了辛丑和約所規定駐屯軍的數量限制，大量的增加在華北的日本駐軍。日軍公然表示，為了防止中國共產黨的部隊進入華北，日軍隨時準備在華北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五月一日，日皇正式任命第一師團長田代皖一郎中將，出任改組之後的駐屯軍司令官，並且增派第五師團中（日本的“鋼軍”）的一個旅團，駐進天津與北平之間的日軍基地。

16。3　宋哲元的折衝斡旋

日本在華北採取政治與經濟的兩手策略，在政治上，是對於冀察政務委員會的主任宋哲元，進行無所不用其極的威脅利誘，並且直接與華北其它的軍政領袖進行接觸，希望華北能夠正式的脫離南京的國民政府，而以所謂自治的方式，加入日本與滿洲國的政治與軍事合作體系之中。宋哲元的確受到日本極大的壓力，華北是否脫離國民政府而自主，幾度都在危機邊緣徘徊，田代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以近乎最後通牒的方式，企圖脅迫宋哲元接受華北自主的日本要求。

這時候的宋哲元，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將領，而是擁有冀察兩省軍政經權力的地方大員，二十九軍也從最初的兩萬多人，擴充到二十多萬人的地方性大軍實力（包括各種保安隊等武力），而日本對於策劃華北的自主，更是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試想連黃郛與何應欽兩位國民政府的重量級人物，都不堪日本軍方在華北的壓力，如何讓政軍實力有限、與國民政府關係較淺的宋哲元能夠招架得住呢？但是宋哲元本人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底線，卻仍有不可動搖的信念。

因此宋哲元雖然幾次在日本的壓力下，走向與國民政府分裂的邊緣，但是每次在最後關頭都能出現轉機，而讓日本人要華北分裂自治的的計劃落空。宋哲元有時利用南京的立場作為擋箭牌（這時的南京政府，已經有了中央政府的架構與氣勢，講話自然有影響力了），否則乾脆以養病請假，讓日本找不到交涉的物件。當然二十九軍部屬的鼎力支援抗日，以及平津的民意團結堅定認同國家，都增加宋哲元應付日本壓力的能耐。

宋哲元在政治的大原則上，能夠守住底線，不做日本的傀儡，卻不得不在經濟與行政上，經常要對日本的勒索與壓力讓步。日本在河北，透過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各種走私的活動，以破壞華北最為重要的海關稅收，日本甚至公然支援有組織的販毒活動，以此增加顛覆中國的經費，與控制漢奸活動的手段。日軍在河北平津一帶，更是肆無忌憚地經常舉行軍事演習，公然挑釁二十九軍。

單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日軍在華北就爆發了兩次武裝衝突，豐臺事件以及大沽事件，對中國在華北的主權造成極大的傷害。但是宋哲元採取息事寧人的退讓態度，拱手將戰略要地豐臺，讓給日本駐屯軍＇1＇。八五八書房宋哲元在日本的壓力下，也聘請日本顧問參與行政決策，招納了惡名昭彰的漢奸政客，成為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官員，一時之間，河北已經有著日本橫行的危機了。

宋哲元對於這些侵害中國主權的活動，只有閉半隻眼、避重就輕加以處理，事實上與當初張學良在東北的對日政策，也所差無幾。日本除了對華北進行軍事與政治的部署與侵略之外，更是著重經濟利益的控制，宋哲元對於日本要求在冀察境內進行各種鐵路、港口的建設，以及礦產工業的開發，也做出許多的讓步，日本多家“株式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