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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粵漢鐵路，因此中央的力量已經向南發展，而接近兩廣的勢力範圍，因此造成其軍政領袖的緊張。於是兩廣的領袖決定先發制人，以日軍在華北增兵、國民政府沒有決心與日本決戰為理由，聯絡華北的山頭勢力，討伐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兩廣政府正式出兵北上，進入湖南與江西南部，宣言假如南京政府不對日宣戰，他們將會進攻南京，同時兩廣政府派員到華北進行遊說，希望再組反蔣的軍事同盟。

此時華北的軍政領袖，由於經常在日軍強大的壓力之下，深知對日宣戰是非同小可的歷史決定，他們雖然不見得完全願意支援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但是他們卻瞭解，目前中國若是要對抗日本，必須團結合作，爭取更多準備的時間，並且絕對不能再開內戰。所以宋哲元、閻錫山、傅作義、韓復渠都先後宣佈，不參加兩廣政府的抗日救國軍。華北的軍政領袖，既然不願支援兩廣的軍事討伐行動，兩廣的抗日救國軍也就更為人單勢孤了。而此時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不但已經將軍政力量擴大到了西南，同時在各方面的建設與發展，都有了中央政府的架勢，單憑實力，兩廣實在很難挑戰蔣介石與國民政府。

由於兩廣軍政領袖師出無名，在廣東的空軍與陸軍先後投向國民政府之後，兩廣的反蔣勢力迅速瓦解。蔣介石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五全的二中全會，會議透過正式撤消兩廣的“西南政務委員會”組織，兩廣直接歸併中央直接領導。廣東的陳濟棠在眾叛親離之下，只有離職到香港。九月中旬，蔣介石再親自到廣州與李宗仁會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終於同意出任國民政府委派的職務，從此與南京分裂長達六年的兩廣，終於重新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號令，中國更朝向統一的方向邁進了一步。南京的國民政府，當然更有中央政府的規模與實力，此時蔣介石所剩下唯一的內政統一問題，就是與紅軍之間的較力了。

此時日本也瞭解中國的轉變：一個由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央政府，正在重建一個統一的政治架構，中國不但在理財練兵上，開始理出頭緒，中國甚至在社會、教育、文化、工業與經貿等方面，都出現了真正的進步。因此日本政府開始感到緊張，假如再讓中國繼續這樣發展下去，不出十年的時間，日本將難以招架中國復興的強大實力，因此其內部出現了檢討大陸政策發展的新爭議。

但是對於日本的少壯派軍人而言，侵略中國以及建立軍國主義的大政方針，是他們願不惜任何代價繼續推動下去的，因此日本的少壯派軍人，對於政府部門瞻前顧後的做法，大感不滿，終於正式決定，發動流血的軍事政變，以建立軍人政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少壯派軍人所主導的二二六政變，刺殺日本政府的內閣閣員，並且包圍日皇皇宮。雖然整個政變最後還是被效忠日皇的軍隊平定，但是日本的政治權力，從此完全地落到了軍人的手中，日本再也沒有一位政治人物，敢違逆軍人的意志。因此日本從此正式的步上軍國主義的方向，至於何時與如何全面侵略中國，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16。2　中、日的外互動動接觸

在這個時候，南京的國民政府，開始與日本進行全面的外交接觸。國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發全面戰爭之前，儘可能的讓日本明白，中、日是處在“合則兩利”的歷史關鍵時刻，如果兩國一旦爆發全面的戰爭，無論是誰獲勝，最後都將會給西方帝國主義，以及蘇聯共產主義，佔到便宜。雖然中國這種看法非常具有歷史的眼光，卻仍很難讓日本軍方的強硬派真正的醒悟。當然中國政府也希望，能夠利用外交談判，拖延中日兩國之間戰爭爆發的時間。

因此從一九三五年開始，中國政府就與日本的駐華大使，以及中國駐日大使與日本政府，進行雙向雙線的一系列接觸與談判，特別是中國駐日大使董作賓與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以及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張群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之間的會談，最為深入與全面性，中、日之間幾乎是無話不談。但是日本方面一直圍繞著所謂的廣田三原則，千方百計想要在談判桌上，迫使中國接受日本控制中國的條件，根本就沒有任何平等與尊重的立場可言。因此儘管中國方面一再希望日本能夠了解，中、日相爭最後的結果，絕對是兩敗俱傷，而讓美國與蘇聯取得支配亞洲的機會，但日本方面絲毫不為中國的遠見所動。因此中日的外交接觸，只成為了日本壓迫中國的外交手法而已。

而日本對於國民政府與中共紅軍和蘇聯之間的關係發展，是非常的重視，因為日本與蘇聯以及共產主義，最終必然要有一場決戰，這是日本無法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