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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軍方本身，也有陸軍省與參謀本部之間立場與做法的衝突與競爭：在事變剛開始時，陸軍省比較接近內閣的意見，希望能夠約束關東軍的軍事行動，而參謀本部則是傾向讓關東軍有些表現之後，再看情形定奪。而在事變後期，關東軍開始進攻北滿之後，陸軍省則比較支援關東軍的擴大戰果立場，但是參謀本部則開始有意施展統帥權來控制關東軍。本來關東軍就已經表現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強悍態度，在發現政府與軍部、陸軍省與參謀本部的立場與做法又不能一致的狀況下，關東軍的脫軌與抗命，更是可以預期的了。因此實質上，日本侵略中國的總方針不變，大陸政策的最終目標，在於宰制中國，這是日本政府、軍部共同的立場，分歧的只是時間與方式而已＇1＇。

4。1　表裡矛盾的日本政府與軍部

事實上，當時日本已經陷入發展的困境：在軍國主義的威權體制之下，民主政治無法生根落實；財團壟斷的資本主義，又不能解決全球大蕭條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共產主義的發展又成為日皇封建威權制度的最大威脅。日本當時沒有眼光遠大與魄力十足的政治家，也沒有真正能夠威震群雄的軍人領袖，在此關頭，一群敢於獨斷專行、違法抗命、胡作非為的少壯派軍官，就成為了決定日本國家方向的領航者。而這些日本的少壯派軍官，除了知道對內建立軍國主義政府、對外進行侵略之外，根本沒有其它的能耐來解決一個國家所遭到的各種問題與挑戰。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凌晨，在中國東北駐防的日本關東軍，奉到司令官本莊繁的正式命令，開始依照演練的計劃，分頭在中國的東北進行血腥的攻擊行動之際，位在東京的軍部，亦陷入既興奮、又迷惘的狀況。因為根據東京軍部的計劃，侵略中國東北的時間表，是設在一九三二年年底，如今在軍部尚未準備完成整套入侵的配合措施，內閣又可能會有反對意見的狀況下，一旦關東軍的行動遭到堅強抵抗或是受到重大傷亡，那麼是能否派兵支援，以及龐大的軍費是否能夠得到國會的批准，都是極大的問題（這就是軍部決定派建川美次前往瞭解與疏導的原因之一）。何況軍部最為擔心的還是日皇裕仁的態度，因為關東軍的這次行動，不但可以說是“違法”的，同時＇2＇日本政府部門比較傾向以武力威懾的外交折衝來取得中國東北的市場與資源；東京的中央軍部，則是希望以比較穩健的軍事策略，逐步的威逼蠶食中國的北；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則是希望採取閃電戰的手法，充分的利用中國內戰分裂，以及國際社會自顧不暇的時機，一舉攻佔中國的東北全境。

也事先的受到日皇的警告，假如裕仁真的追究起來，關東軍的責任還真不小。上次為了關東軍刺殺張作霖的問題，軍部就已經受到日皇的責難，這次更不知將如何收場。

不過，日本軍部高階將領的顧慮並沒有發生實際的影響力，因為東京軍部的決策運作，實際上是由少壯派的軍官把持，他們與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根本就同屬於一個秘密組織的，他們當然會全力為關東軍的做法護航，因此在十九日早上七時，軍部先召開參謀本部與陸軍省的聯席會議，在少壯派軍官的把持下，軍部一面倒的決議支援關東軍“膺懲暴支”的行動，並且要求陸相南次郎在內閣會議上，提出積極援助關東軍的提案。

而日本內閣方面，當然更是為九一八事變的訊息感到震驚，雖然軍部企圖封鎖事變真相，但是內閣仍然從駐奉天總領事館林久治郎，以及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相關人員那裡，得到事件真相的報告。因為這些單位先前就曾事先密報日本政府，關於關東軍即將“胡作非為”的情報。

反倒是日本的關東軍是早有預謀，連佔領東北的“保境安民”佈告，都已事先準備妥當了，日本人出任東北的地方行政首長，也公開派任，日軍整個佔領東北全境的攻擊作戰，更全都是依事前精密的計劃行事的，而且根本拒絕日本領事館的調停。

十九日上午十時，日本內閣為九一八事變，召開內閣特別會議，雖然陸相南次郎企圖為關東軍的“兵變”與“侵略”開脫，但是在內閣拿出來自東北現場的報告之後，鐵路交通沒有中斷，中國部隊沒有出現，日本軍人與僑民沒有傷亡，只是有一聲爆炸聲音而已，而關東軍的行動，是從南到北的全面攻擊，根本遠遠地超出護路與護僑的自衛說法。

面對這些證據，陸相南次郎實在無法為關東軍的行動辯護，不過既然關東軍已經出兵“自衛”作戰，日本政府總不能打擊關東軍計程車氣，因此內閣透過了不擴大方針的政府立場，表示日本“絕對沒有奪取中國領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