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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以及關東廳都在九月初向日本政府密報告急，指出關東軍可能不顧國內的指示，在九月底以軍事攻佔滿洲的行動。因此日本政府一方面電告林久治郎，設法約束與監視關東軍與浪人的活動，同時決定請出政壇元老西園寺公望來調解。西園寺曾是日皇明治的同學，在日本政壇的威望極高，同時日皇裕仁對他相當的尊敬。

日皇裕仁對於日軍少壯派軍官的飛揚跋扈，早已有著不滿與憂慮，因此在西園寺的建議，以及他的叔父閒院恭親王戴仁的要求下，於九月十一日，裕仁在熊本校場演習時，召見陸相南次郎，叫他注意約束關東軍，南次郎又晉見西園寺，西園寺相當露骨的批評關東軍軍紀不彰的問題，讓南次郎感到非常的惶恐。

而在內閣會議中，外相幣原也公開質詢陸軍省，是否對關東軍的滿洲事變計劃知情；在九月十四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密電軍部，表示他無法掌控關東軍少壯派的行動，因此要求軍部派員前來協調有關滿洲問題的具體政策。在這些反應與壓力下，南次郎只有和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大將協商，決定派遣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前往關東軍司令部，設法約束關東軍，好暫緩發動滿洲事變計劃。

由於事機緊急，建川立刻在九月十五日由東京出發，但是軍部的少壯派軍官橋本欣五郎中佐，就在建川的辦公室中，立刻拍發三封密電，通知關東軍的板垣徵四郎，告知建川即將到達中國東北，執行阻止關東軍行動的任務。橋本並且催促板垣等人應該把握時機，在中國的東北，立刻採取先斬後奏的斷然行動。

板垣、石原與花谷接到橋本的密電之後，立刻連夜密商大計，經過幾度的猶豫與討論之後，最後還是決定提前發難，先把“生米煮成熟飯”，迫使軍部、政府甚至日皇接受繼承的事實。好在建川本來就是一夕會的同志，軍部方面更有少壯派的同志進行打點，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與責難。就算是發生了重大的問題，他們也準備扛下所有的責任，因為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是已經徹底地奉行“諸法皆空，自由自在”的最高原則，只堅持自己的“理念”，根本不把軍紀、法制、甚至日皇放在眼裡。

因此，三人最後決定，滿洲事變的軍事行動提前在建川到達的前一天，九月十七日發動。但是由於臨時更改時間，各方面配合還是有些困難，所以又決定延後一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建川特使到達瀋陽的當天晚上發難。誰也沒有想到，這個造成歷史鉅變的九一八事件，最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巧合的是，這天正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日軍殲滅中國北洋艦隊的後一日；也是東北軍領袖張學良發表“巧電”，決定率領東北軍部隊入關平息中原內戰的一週年。

附註：

＇1＇　著名的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在一九三四年就著書提出這種警告。

＇2＇　日本政府是從頭到尾都一直設法否認這份密摺的存在，也有許多歷史的學者質疑它的真實性。但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日本對中國的策略，以及最後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每一步，都是準確地照著這個奏摺的方略進行。當然日人也找不出事實來否定愛國的臺灣志士蔡智堪先生，抄錄這份奏摺的直接證據。

第四章、不擴大方針下的擴大侵略

經過一番政潮與兵變的角力鬥爭之後，關東軍終於全面的獲勝，日本參謀本部與內閣則是慘敗。由於日本人民迷信權力即是正義，全力支援獲勝、但卻企圖陰謀叛變與嚴重抗命的關東軍。日本軍閥終於控制了中國的東北，但是日本軍閥也同樣地控制了自己的國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國的歷史之路。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無論是日本的政府與東京的軍部，都反覆的重申“不擴大方針”，並一再地表明，日本對於中國東北“沒有任何的領土野心“，只要中國答應與日協商解決彼此之間的問題，日本當自會撤兵。但是關東軍以及“地下”參謀本部的少壯派軍官，則是想盡辦法利用機會，不斷的擴大攻擊範圍、殺害中國的軍民、佔領中國的東北全境；不但不把日本政府的立場以及軍部的命令當作一回事，反而利用政府的“不擴大方針”，為下階段繼續擴大侵略的時機做好準備。這種根本不管政府的不擴大方針宣告，而徑行不斷擴大事變的做法，造成關東軍的系列侵略行動，終於拖垮了當時的日本內閣、改組了軍部，當然也同時強佔了中國的東北。

在表面上，對於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政府與軍方以及軍部與關東軍之間，是曾出現“不擴大”與“不斷擴大”的立場嚴重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