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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一定要先得到中國廣大的資源與支援，才能在未來與美俄的決戰中，取得不敗的地位。因為日本立國二千六百年，從來沒有被外國直接的擊敗或佔領過，因此更為恐懼萬一面臨戰敗命運的可能性。這些背景都促使日本以搶先侵略中國與控制其廣大的資源，為繼續稱霸東亞的優先戰略選擇。

此時日本內部對於如何經略中國，分成兩個派系，其中一派認為，除非日本採取武力侵略中國的方式，才能控制中國的市場與資源，同時取得中國領土的優勢戰略縱深，未來在與美俄決戰中，勝算才高。另外一派則認為，中日兩國不妨以親善合作的方法，結合彼此的利益與資源，這樣日本可以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又可得到中國的支援，以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這種看法與孫中山先生提倡之“大亞細亞主義”有些接近。不過，日本當時陶醉於對外戰爭的連番勝利，認為侵略中國比友好中國，更能滿足日本渴望強大的需要。

一九二〇年代中葉（裕仁日皇即位初期），中國內部的局勢逐漸出現了一種改變，那就是來自南方的國民政府，一方面聯俄容共，一方面整軍經武，開始展現統一中國、結束中國之分裂與衰弱的歷史企圖心。同時奉行共產主義的蘇聯，也以日本的軍閥與財團政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假想敵；斯大林全力推動的蘇聯工業化建設，特別是在在國防工業上的發展，已有飛躍的進步。日本參謀本部估計，蘇聯的現代化軍力，開始威脅到日本的安全。因此無論是中國之統一與復興，或是蘇聯的強大與擴張，都會影響到日本稱霸東亞的計劃，所以日本政府需要迅速採取反制中、蘇發展的策略。此外，日本政府特別擔心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會與蘇聯全面的合作，對日本造成致命的威脅。

3。2　田中義一與兩次東方會議

當時對於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最為狂熱的人物就是日本預備役將領田中義一（Tanaka　Giichi）。田中是日本當時“出將入相”的軍政強人，他曾經大量收集有關中國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的所有相關情報，以及深入的調查中國的資源分佈與市場發展潛力。當田中出任日本首相之後，正式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於東京召開會議，決定日本政府今後如何推動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綱領”，歷史稱之為“東方會議”，這個會議總結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所有策略得失，並且進一步擬定了日本今後應該如何侵略中國的步驟。

這個日本決心完成侵略中國的歷史性東方會議，前後召開了十一天，田中首相邀請所有日本重要與相關的軍政、外交、情報與經貿人員，都參與這次會議，這個會議在動員所有的日本軍政經貿歷史與社會精英，經過完整與深入的討論之後，日本終於完成了具體侵略中國的策略與步驟，而正式建立了指導日本大陸政策的基本綱領。

不過日本政府於東方會議閉幕之後，對外發表了所謂“對華政策綱領”八條，只是約略地公佈東方會議的一部分內容，而東方會議更為重要的結論，則是表現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首相密摺上奏給日皇的“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這就是歷史上一個非常有爭議的“田中奏摺”之謎＇2＇。

這兩份一明一暗的歷史檔案，成為了主導日本日後整個大陸政策的基本方向。在日本公開的“對華政策綱領”中，其實日本政府已經非常露骨的提出，當中國的政局發展，若是出現“日本權益受到損害”、“日本僑民生命財產受到侵害”以及“動亂波及滿蒙”之時，日本政府將會對中國採取直接的反制行動，包括了直接干預中國的內政，以及在中國境內出兵。而在秘密的田中奏摺之中，更是開宗明義地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具體政策步驟，根據這個具體的政策，才能建立日本主導的“東亞帝國”，這個日本的大陸政策，更前瞻到日本的擴張，終必可能與“米國”以及“赤俄”發生軍事衝突，因此日本徵服滿蒙，進而侵略中國，是日本東亞爭霸，必須克敵制勝的關鍵戰略所在。此外田中　奏摺更是在如何征服滿蒙上，大作文章，從炮製滿蒙的主權並不屬中國的理論，一直到日本最後如何以實力介入來分離滿蒙，都有政策性的指導方向。

因此，依照東方會議的結論，日本未來國家發展的大政方針，就是以侵略中國作為前提，而分離滿蒙，則是這個侵略中國政策成敗基石。所以日本政府接著又在同年的八月份，在中國的大連（或稱第二次東方會議），把策略集中在如何製造滿蒙分離上。從東方會議到大連會議所得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