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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軍閥派系的衰亡與轉型，同時國民黨的勢力，在膨脹之後，立刻出現新的分裂與內鬥，也發展出新的割據力量。

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政令，真正只能在長江中下游的幾省運作而已，其它地區對於中央命令，有參照辦理者，有陽奉陰違者，當然也有公然抗命者。因此自北伐成功之後，中國仍然每年都有內戰與衝突，規模與破壞力還要更大，日本也就每年都設法利用中國內戰的機會，擴大對中國的侵略。

因此蔣介石抱持著“先安內，才能攘外”的最高政略方針，也是不得已的選擇。蔣介石儘量地設法以武力與政治手法，來統一國家。當時中國分裂最大的力量，其一是來自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分裂，華北與西南對南京國民政府，形成兩個半獨立的勢力。其二是共產主義所組成的蘇維埃政府，完全不承認當時所有的中國政治現狀，要創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新國家。蔣介石把統一的主要目標，先放在圍剿共產主義的分裂政府。

蔣介石對於境內另外一個“中國”，前後發動五次的軍事作戰，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國民政府才終於擊破共產黨的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在共軍離開江西於長江中游根據地開始“長征”之後，在西南長期與中央分裂的國民黨勢力，也失去對抗的力量，而在一九三六年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指揮。蔣介石更藉著追剿共軍的機會，首次將國民政府的軍政力量，帶入川、黔、滇，以及西北與華北的晉、陝、甘各省。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變之後，更是促成了國共合作，結合力量全力對抗日本的侵略。但是這個統一，並不徹底與完全，仍然是形式大於實質，只是在形式上，大家比較肯有合作的共識而已。

一九三七年，中國才終於勉強達成內部初步的統一，但是此時的中國，仍然不是一個現代化、號令統一的國家，各地山頭（例如河北、山西、山東、四川、雲南、廣西、與中共）仍然僅是對外形式服從，對內實際做主的局面，與中央的關係，也是處於可以討價還價的狀況。因此，國民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積極地建立現代化的國家社會制度，沒有這種制度作為基礎，中國的抗日戰爭結果，不會比甲午戰爭的結局為好。但是國民政府企圖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經濟、財稅以及政治、軍事制度的計劃，就在內戰持續，外患不斷的局勢下，只能走一步就算一步的開始運作。

14。3　財政、金融與貨幣的改革

拿破崙曾經說過：“決定戰爭成敗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沒有現代化穩健的財政基礎，要想進行現代化的戰爭，以抵禦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沒有糧餉的軍隊，不但不會保家衛國，甚至會造反劫掠。因此國民政府面對日本自從一九二八年的濟南慘案的挑釁，一直忍辱負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精神來理財練兵，國家才能達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這段時期的國民政府，在理財上，可以說是從無到有，建立了現代化的財政制度。北洋政府時代的國家財政，可以說是一筆爛帳的無底洞，國民　政府北伐之後，被迫接下這個財政的爛攤子。當時國民政府必須應付內戰不　斷的軍費開支，債臺高築的外債，整軍經武軍隊現代化的經費，以及投資在教育、工業與農業上的費用，而負擔這項改革任務的主要領導人是宋子文與孔祥熙。

國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開始引進政府的預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國關稅自主的權利；在次年，又正式廢止清朝中葉以來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這一系列的大變革，都是在內有阻攔，外有壓力之下完成的。接著國民政府整理與廢除從清朝留下，經過各個軍閥“發明”的各種落伍與強加之稅捐專案（名目高達一千七百多種），這樣中國的財政才能進入一個利於工商投資，並讓人民休養生息的新時代。

當時中國政府的預算支出，一九三年為四億三千萬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億六千萬元，而政府的歲入在一九三年為三億三千萬元，一九三七年為八億七千萬元，政府的歲入成長相當的穩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驚人（政府預算的赤字在七年裡，由一億多元，增加到三億多元）。政府預算的主要支出是軍費與償還債務，約佔預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軍費負擔是因為中國的內戰不斷，以及準備抗日的建軍，而債務是加上必須償還自從清朝以來，中國所積欠的各種外債與內償，因此國民政府的預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狀況，幸而中國有極高的民間儲蓄率，才能長期挹注這個財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設法將多如牛毛的各種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