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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確實實是他個人的自身經歷，是發生在公元800年（貞元十六年）以他為主角的一次愛情悲劇。

依今天的觀點，這本應是最情投意合的愛情，最美滿匹配的婚姻，卻活生生被這位詩人以無情而又殘酷的手段毀滅了。他的市儈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實用主義，他的勢利取向，導致了這場得到了她，又拋棄了她的悲劇。

這種始亂之，終棄之的故事，這種女人痴情，男人負心的故事，這種喜新厭舊，見異思遷的故事，這種天譴人責，另覓新歡的故事，長期以來，是章回小說，和戲曲文字的母題，也是一個永遠有話好說，有戲好唱，有淚水可賺，有票房價值的創作源泉。

於是，《鶯鶯傳》從此成為這種型別故事的標準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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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滄海難為水（4）

其大致梗概，無非是：一、邂逅驚豔，一見鍾情；二、詩柬傳話，小婢通融；三、花前月下，幽會西廂；四、海誓山盟，私訂終身；五、長亭話別，靜候佳音。後來通行本《西廂記》改進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個大團圓的尾巴。而在《鶯鶯傳》中，那個負心的張生，卻是捲鋪蓋一走了之。對那個為情人奉獻了全部的愛，然後又被情人拋棄的美麗少女來說，西風落葉，長安道遠，“倚遍西樓，人不見，水空流”，　只有徹底的絕望和無可奈何的殘生。

他筆下的她，面臨即將分手的局面，也曾預感到將是永別，“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然而，又抱著一線希望，“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這是個既聰慧又多情天真的少女。我們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這個最後被拋棄的“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的弱者身上。

愛上一個女人，到了論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個更值得娶進門的，娶了以後會獲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馬上改弦更張，背棄承諾，不作任何交待，不作任何善後，就跟她分手。這是他在這篇《鶯鶯傳》中，應該寫，卻沒有寫，或不敢寫出來的卑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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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是他來到都城準備會試期間，攀上京兆尹韋夏卿的高門，還不過是覺察到有可能成為這位長安市長，後來又為洛陽市長家的乘龍快婿時，馬上，他那“見事風生”的性格，果斷地，毫不猶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著他回去的鶯鶯，拋諸腦後，一刀兩斷。這種背情，這種負義，這種不能原諒的行徑，他大概覺得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所以，有意忽略掉，免得被人譴責。這就是大詩人元稹在自敘體傳奇文學《鶯鶯傳》中所描畫出來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這位詩人，一定要將自己這場愛情悲劇，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詳盡地講述出來，用意何在？

在這篇傳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責之意、負咎之感，既沒有《復活》裡面那位聶赫柳道夫伯爵的懺悔，也沒有《安娜·卡列尼娜》裡那位渥倫斯基先生的懊喪。也許中國某些文人是個不大肯認錯，錯了還要極力狡辯抵賴，錯了還要繼續錯下去，缺乏反省意識的群體。

單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詞的辯解，便可看到中國某些文人比不認錯還不可救藥的墮落，就是不要臉。他說：“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為云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這當然是混賬邏輯了，他怎麼能把美麗樸素、溫柔婉約、感真情摯、聰慧可人的鶯鶯，附會到那樣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騙了，你還說人家是妖精，是禍水，簡直豈有此理了。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也認為元稹的這番表白，純系一派胡言：“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雖文章尚非上乘，而時有情致固亦可觀，惟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

而且，尤令人費解的，當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輕鬆而又得意，對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紳，如李建，如前輩楊巨源，講述這場情感上的經歷時，在座諸公，固然“聞之者莫不聳異之”，“與坐者皆為深嘆”，　沒有人對詩人這樣的絕情辜負，這樣的勢利轉向，有過一點譴責的表示。甚至，“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

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過，“蓋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此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