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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的撲滅埋瘞之法,比李世民冀以禱祝免災,更為著實有效。
可到了末世唐朝,國勢日衰,主子也好,卿相也好,再找不出盛唐時那種直面災難的勇氣,全力抗災的力量,只有寄託於僥倖,寄託於幻想。而當僥倖和幻想都不足以掩蓋這種滿目瘡痍的國家局面時,就只有寄託於謊言了。
第一,蝗蟲已把大半個中國的禾苗一掃而光,赤地千里,哭都來不及,何賀之有?第二,蝗蟲即使抱樹而死,也是“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吃得無可再吃,給老百姓的災難已經造成,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誣妄,純系一派胡言,怎麼有臉在那裡開慶功會呢?
唐到僖宗,已經是氣數盡了的衰世敗象。黃巢的農民起義,流竄全國,弄得大唐王朝的日子很不好過。惟其不好過,就需要打腫臉充胖子,製造出一派大好形勢。記得在“文革”期間,從大字報起,到大串連,到大批判,到文攻武衛,到全國一片紅,弄得整個國家的形勢,相當的不好。可那些紅衛兵小將,造反派戰士,偏要負氣地唱“就是好,就是好”。一個“就是好”嫌不夠勁,再加一個;一遍“就是好”嫌不過癮,再來一遍。唱多了,唱久了,便產生聽覺疲勞,也漸漸分不出到底是好還是糟了。
唐朝的謊話政治(2)
這種在“文革”中經常見到的,半夜三更起來敲鑼打鼓慶祝形勢大好的場面,想不到在唐朝乾符二年就出現過了。
宮闕殿堂之上,山呼萬歲之中,文武百官為皇上的洪福齊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居然連蝗蟲見了我們大唐聖明天子,也統統絕食自殺,以謝國人了,那是多麼的光榮,多麼的偉大,多麼的值得舉國歡騰啊!楊知至笑了,在場的眾大臣也咧開嘴笑了,因為十幾歲年紀還是個頑童的僖宗笑了。在座的除那個傻小子外,大家都明白,這是一個彌天大謊,但說謊者、助謊者所以有恃無恐的一個根本原因,就因為僖宗需要這個謊,相信這個謊。
謊言,是政治家用來對付最高統治者的武器。
給《資治通鑑》作注的胡三省,注到這裡,回顧唐代的歷史說:“楊國忠以霖雨不害稼,韓晃以霖雨不敗鹽,今楊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荊棘而死,唐之臣以矇蔽人主而成習,其來久矣!”
在最高統治者四周,其實是存在著一道包圍他的“謊之牆” ,這就是胡三省所說的唐代的謊言政治。若是這位帝王頭腦還算清醒,若這道牆還不至於高到擋住視線,那麼他還可能看到紫禁城外的真實風景,還可能聽到御河橋外的真實聲音。若是這位帝王神志不算清醒,這道牆就會越砌越高,那麼他就很可能隔絕於世界變化,疏遠於時代潮流。如果這位帝王鴆安宴樂,昏庸失德;如果這位帝王聲色犬馬,行屍走肉,那他就會生於牆內,死於牆中,成為歷史的垃圾。
這道牆,看不見,摸不著,但感覺得到,體會得到。唐代宦官仇士良,就是最為精通營建“謊之牆”的高手。二十年間,親歷順宗、憲宗、文宗、武宗四帝,他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出過。他告老還鄉時,曾把如何控制皇帝的訣竅,傳授給徒子徒孫:“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
他所說到的“娛其耳目”的“目”,他所提及的“彼見前代興亡”的“見”,就是之所以要築這道牆的緣由。有一次,李昂問當直學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答:“陛下堯、舜之主也。”李昂嘆了口氣,對這位臣下說道:“朕豈敢比堯、舜,何如周赧、漢獻耳?”周墀大吃一驚:“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李昂最後說:“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這個家奴,正是仇士良。他經營的這道“謊之牆”,牢不可摧,堅不可破,弄得這位帝王奈何不得,想跳也跳不出去。
胡三省說,“唐之臣以矇蔽人主而成習,其來久矣!”其實,豈止人臣要以謊言來矇蔽人主呢,甚至連人主也需要以謊言來麻醉自己。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過於那個女皇帝武則天了。
這個女人當上皇帝以後,心裡總是有點不踏實,她的侄子武承嗣看到了這一點。武是個不成器的小玩鬧,因其姑成為一國之主,他跟著雞犬升天,自然要想法給姑媽解心寬。不過,此人智商不高,琢磨出來的主意,也很不高明。僱人“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但武則天實在需要這種明知是謊言的東西,好用來自蔚。“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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