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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不必為聖人諱，聖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這一點，陳寅恪的見解，十分精闢。且不論中國文人的矯情偽飾，佯狂張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筆之三點不能成一線，從來就是如此這般。若以總體而論，當這些文人處於一個時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別異秉的極個別者，幾乎無一能在風氣之裹脅下，開頂風船，逆行不止；同樣，也幾乎無一能在潮流之沖決中，砥柱中流，悖勢而動。“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踟躕前行的韓愈，能有這種大智大勇嗎？

這使我想起“文革”晚期，簡直不可思議的，沒有號召，沒有動員，沒有開大會，也沒有聽傳達，忽然間，打公雞血，喝紅茶菌，站鶴翔樁，作甩手療，乃至於耳能聽字，眼能透視，特異功能，五花八門，凡諸如此類的荒謬，無不望風披靡。現在想想，與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藥行為，從本質上來講，公元7、8世紀的中國人和20世紀的中國人，究竟存在著多大差別呢？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來，孔孟之道講求中庸，但中國人要是一窩蜂起來，常常是相當不中庸的。尤其是被蠱惑到集體無意識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無所不用其極，往往偏激彆扭到毫無理性可言。所以，風氣這東西，潮流這東西，引導得好，有助於社會進步；引導得不好，變成一股禍水，那一定會貽害無窮的。

唐朝的不死藥，雖然已是陳年往事，一個歷史的笑話而已。但為什麼興起之勃，勢頭之盛，邪惡之廣，為患之深，確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唐朝的謊話政治（1）

——你能相信蝗蟲不吃莊稼嗎？

唐朝的謊話政治《資治通鑑》記載，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的秋天，大批蝗蟲自東而西飛襲而來，蝗群遮天蔽日，所過之處一片赤地，一切綠色的植物都給啃了個精光。《新唐書》對於這次黃河流域的蝗災也有記載：“乾符二年，蝗自東而西蔽天。”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長楊知至，上了一本，奏稱：這次蝗災，波及全國，託皇上的恩庇，獨我們京畿一帶，蝗蟲雖然也飛來了，可它們不吃莊稼，一隻只都抱著荊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大臣們，互相為之祝賀。

蝗蟲不吃莊稼，滿朝彈冠相慶，這場面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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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災，在《新唐書》中，記錄在冊者共十八次。從唐高祖的武德六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二年、三年、二十一年，都發生相當範圍的蝗災。唐文宗李昂開成年間，共五年，隔一年就要鬧一次蝗蟲，遍及全國，荼害無窮。　“開成元年夏，鎮州、河中蝗。二年六月，魏博、昭義、淄青、滄州、兗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鎮定等州蝗，草木葉皆盡。五年夏，幽、魏、博、鄆、曹、濮、滄、齊、德、淄、青、兗、海、河陽、淮南、虢、陳、許、汝等州螟蝗害稼。佔曰：‘國多邪人，朝無忠臣，居位食祿，如蟲與民爭食，故比年蟲蝗’”。

最後的這個“佔”　，正是遭難不淺的老百姓用這種求神問卜、訴諸上蒼的方式，宣洩怨恨，也是對“不作為”的統治者和各級官僚的一種詛咒。在史官眼裡，出現蝗蟲殘民的災難，“若無功而祿者然，皆貪撓之所生，先儒以為人主失禮煩苛，則旱魚螺變為蟲蝗”　。看起來，禍害莊稼致使農民顆粒無收的蝗蟲，與強拿硬索、殘酷剝削的官員，在與民爭食上，在吞噬民脂民膏上，在不顧百姓死活上，本質是相同的。

歷朝歷代，都不乏蝗災，唐朝當然不能例外。不過，同是在都城長安發生的蝗災，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為，而是身體力行地“作為”：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為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蝕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為諫。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新唐書》卷三十六）。至少，他把蝗蟲給京畿百姓造成的災害放在心中，不可能像這位京兆尹，在朝廷上掀起這種不倫不類的黑色幽默的場面。

開元四年，山東螟蝗害稼，宰相姚崇分遣御史，督催各道、州、府，捕而埋之。這種積極的撲滅政策，遭到地方官員的抵制。他們說，十六國時期的漢國國君劉聰，也曾下令用捕殺的方法除蝗，結果越除越多，為害滋深。姚崇是位賢相，他駁斥這些不盡力除蝗的地方官員：“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饑饉，將何以安？”姚崇堅決實行對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