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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下，更是不成氣候，唱主角的，已非當年的摩登少爺和摩登小姐，而是魯迅筆下出現的，那個毫不知恥地宣佈“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的“上海人叫孃姨，外國人叫阿媽”的阿金了。於是，在馬路上看到的男尾女隨，死皮涎臉，勾搭不捨，打情罵俏的場面，就尤為不堪入目了。

所以，魯迅將張泌這首詞，譯成白話文，便帶有30年代的市民氣息了：

夜趕洋車路上飛，

唐朝的釘梢（2）

東風吹起印度綢衫子，顯出腿兒肥，

亂丟俏眼笑迷迷。

難以扳談有什麼法子呢？

只能帶著油腔滑調且釘梢，

好像聽得罵道“殺千刀”！

這種以上海為發源地的，有著旖旎風光、十足風情，令人遐思綺想的唐朝“釘梢”，　也如魯迅當年跑到西安，再也找不到他心目中唐朝的天空那樣，這唐朝的“釘梢”，也徹底變質了。

中國人，喜歡把事情搞到極致，一旦搞到極致，也就走到頭了。官場如此，文壇如此，大人物如此，小八臘子也如此。作家，詩人，過去的，現在的，誰也不能例外。

作這首吊膀子詞的張泌，據今人李一氓的考證，不一定就是後來由南唐仕宋的中書舍人。但他是五代的一位文人，確鑿無疑。魯迅由這首《浣溪紗》，以為唐朝就有“釘梢”，顯然是一個小小的筆誤。

五代詞作為唐詩的餘緒，經常是合二而一地加以考量的。無論如何，唐朝的浪漫，體現在唐朝的四萬多首詩上；同樣，唐朝的詩，也十足表現出唐朝的三百年浪漫。因此，後世很容易把五代詩歌的浪漫，算到唐朝頭上。固然，沒有浪漫，不可能有詩，沒有詩，也就談不上浪漫。詩和浪漫，猶如一枚硬幣的正反面。但是，到了張泌這一代的花間詞人，這種中國人的喜歡極端，喜歡絕對的形而上毛病，又浮上臺面，將浪漫推向了極致，除此以外別無長物。似乎從公元907年到960年的半個世紀裡，中國人只有情，只有愛，只有性，只有色，每個人都處於發情期，求偶期，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這樣，透過《花間集》或《尊前集》，我們還能嗅出一絲時代的氣息嗎？除了“晚逐香車入鳳城”的快樂外，文學所能表現的歷史，便只好是空白了。其實，那時中國人之苦難深重，之水深火熱，在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是數得著的。而發生在這一時期前後的人食人現象，則尤其駭人聽聞，在世界史中也是極其罕見的。就連非洲腹地、南洋群島吃人吃慣了的原始部落，那些酋長大人，對唐末出現的農民革命領袖黃巢，也要望塵莫及的。

據唐代張的《朝野僉載》：“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賊。生靈殲於此矣。”

而據《舊唐書》，黃巢“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　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到底黃巢這座食人工廠，一共吃掉多少人，史無記載。但他“圍陳州，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一個大好的中國，生是讓這位食人狂，弄得神州陸沉。降至五代不遠，其餘部仍繼續作惡。“賊首（秦宗權部）皆慓銳慘毒，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荊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為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舊唐書》）。

在這樣一個屍骸遍野、白骨如山的中國大地上，晚唐、五代詞的總集《花間集》，從第一首溫庭筠的《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到最後一首李珣的《河傳》：“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整本書悉是男情女愛，穠桃豔李，風花雪月，無病呻吟的長詞短令，美則美矣，可除了美之外，你不覺得這些詩人沒心沒肺，在那兒裝孫子嘛　？

最差勁的莫過於韋莊，他曾經以關中的大戰亂、大災難為背景，寫了一首千餘言的長詩，題曰《秦婦吟》，因此得名，人稱之為“秦婦吟秀才”。後來，他入蜀為相，正如當下文壇，誰不寫性誰就落伍一樣，他的為民鼓呼的詩篇，到了成都，與流行的花間風格大相徑庭，這位老兄竟然感到很難為情，“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北夢瑣言》），後來他弟弟韋靄在為他編《浣花集》時避而不收，終致失傳近千年。幸賴敦煌莫高窟所藏寫本，《秦婦吟》才重見天日。這種受文壇風向的左右，而不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