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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和補給，都還處於正常狀態，因此，歷經戰亂的古都，由於“八水繞長安”的大氣環境，能夠保持空氣溼潤、林木蒼翠、鳥語花香、鬱鬱蔥蔥的氛圍。所以，才有可能出現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場景。

雖然，詩的後兩句“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似乎有點悲涼，那也只是我們讀者的感受，當事人就未必了。實際上，元二出了陽關，到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別看氣候乾旱，人煙稀少，沙塵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引人嚮往的一個去處。

第一，當時的漢民族，還不那麼深受禮教的束縛，敢於嚮往自由，能夠追求率性，比後來的中國人要敢愛敢恨一些；第二，當時的少數民族，尚武少文，更為放蕩放肆，感情強烈。來自長安的元二先生，會在那絃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沓的帳篷中、毳屋裡，生出“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感覺嗎？光那些達坂城的姑娘，就夠他眼睛忙不過來了。

由於南北朝到隋唐的數百年間，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民族，不停地進行著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爭遊戲。一個時期，大批被擄掠的漢人，被胡騎裹脅而西。一個時期，大批降服的胡人，進入漢人居住區域，打仗的同時，也是一個相互影響，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胡漢雜處的結果，便是漢民族的血液裡，大量攙進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靈魂中，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猶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這種種族的交融趨勢，一直沒有停止過，到了唐代，達到了頂峰。

正是這種異族血脈的流入，唐人遂有與前與後大不相同的氣象。

今天還能看到的唐人繪畫，如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搗練圖》，周昉的《簪花仕女圖》，永泰公主墓壁畫《宮女圖》中，那些發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竇初開，熱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閻立本的《步輦圖》《歷代帝王圖》，懿德太子墓壁畫《儀仗圖》，長樂公主墓壁畫《儀仗圖》中，那些策馬揚鞭、引弓如滿月的壯士，那些膀闊腰圓、面赤髭濃的官人。試想，若“金風玉露一相逢”，恐怕連整個大氣層，也就是整個天空，都洋溢著難以名狀的張揚氣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許在極目無垠的大漠裡，駝鈴聲細，馬蹄聲碎，會感到寂寥和單調。但當在綠洲憩息，與那些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雲；絃索彈撥，耳鬢廝磨；氈房夜宿，玉體橫陳，那肯定是樂不思蜀了。

唐貞觀四年（630）平###厥，在蒙古高原設定行政機構。九年（635）敗西部的吐谷渾。十四年（640）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公元7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遠的拂菻（拜佔廷）。一直到9世紀，絲綢之路還是一條充滿生機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

由於絲路重開，商貿的往來，行旅的流動，文化的互動，宗教的傳播，甚至比戰爭行為更能加劇這種民族之間的溝通和融合。當時的長安城裡，到底生活著多少胡人，至今很難從典籍中查出確切資料。從唐劉肅《大唐新語》中一則案件的記載，便可想象胡人在長安城裡數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說，胡人戴著漢人的帽子，漢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漢，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裡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

唐朝的天空（3）

依此推論，當時長安城內居住的胡人，要比現在北京城裡的老外多許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詩人的筆墨中，便經常出現。如李白詩：“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參詩：“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如李賀詩：“捲髮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如元稹詩：“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　（《法曲》）……這證明當時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