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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統一集體價值觀的形成，成員之間的凝聚力就會愈發強烈，他們就越能在這個集體中得到安全感，並屈服於首領所具有的威懾力和權威，感受到比本人所具備的更強的無所不能的感覺（omnipotent　feeling）。這種人越是忠實於組織，其本身所感受到的這種超越本身的力量就越是強烈，與此同時，個人的信念也會隨之下降。他們似乎已經不再關心自己是誰，而是將全部的精力傾注到了組織和領導者的命令與安排當中。

分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這番理論我們就能發現，正是這些痞子們在集體宿舍裡貼上組織的“行動綱領”，要求以唯命是從的態度徹底貫徹上級的命令，才創造出了封閉性的集體文化。在父母們看來，他們不明白這些原本乖巧伶俐的孩子，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對他們那些毫無顧忌實施的殘暴行為，對組織幫派領導的俯首稱臣，完全是不能理解和體悟的。

儘管如此，人是不可能突然一下就改變的。這些幫派成員之所以形成後來的行為和意識，都是因原本的價值觀在偏離正常軌跡後走向的歧途，其中包括　“擒服性心理”。

人類本性中的暴力因素一直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論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提出過本性中所存在的攻擊性和性慾這兩種內在衝動。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在《論人性（On　Human　Nature）》中提到：屬於智人的人類擁有與生俱來的攻擊性。他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舉了馬來半島上的塞芒族的例子。

塞芒族的語言中不存在“殺人”和“殺”的詞彙，最具有攻擊性的只不過是“打”而已，他們有著非暴力性的傳統文化。1950年，英國政府為了與共產主義游擊隊展開戰鬥，徵召塞芒族的男性入伍。他們在那個時候，還不知道軍人的職責就是在戰場上浴血殺敵。但是在戰爭開始之後，瘋狂的殺戮讓這些“文明”的　塞芒人立即進入到了殺人的快感當中，他們燒殺擄掠，嗜血成性。這就證明了人類最初的性格中存在著暴力傾向，大環境的逼迫，使人類殺人的猙獰面貌得以展露。

社會的發達促使人類原本的攻擊性受到馴化和壓抑，並把它深埋在了內心的深處，從而適應社會的發展方向。人們還能感受到那蜷縮在深淵的攻擊性，如休眠的火山一般，對難以預料突然爆發的情緒而感到惶惶不安。儘管是君子聖賢，也難免會有脾氣暴躁的時候，心中肯定也會有“想殺死這個傢伙”的衝動。但是，休眠火山的爆發是讓人望而生畏的。人類的性情也是如此，有的時候我們真的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緒——理性的麻痺，令衝動激盪全身。因此，人們總是努力地壓抑自己的怒氣，防止“爆發”的事情發生。

另外，當藏在心中的惡念騷動不安時，我們習慣於將它們拋得遠遠的，這稱為心理拋射（projection）。透過對痞子們在外表上的辨識，我們把自己和他們之間進行劃分的本質性理由並不是因為我們心中的畏懼，而是因為這些人恰巧代表著曾經藏在我們心中，並且被我們拋棄的惡念。因此，每當我們站在遠處，看著他們那刀光劍影的未卜前途，便可以明顯對比出我們的安全以及我們的善良。人們為了逃避自己內心善與惡的兩面性，習慣於用外界絕對的惡來對比自己心中所存有的善。

就像是月亮的陰晴圓缺、城市中的晝夜交替，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難以猜透內心的攻擊慾望何時會突然爆發，於是只能懷著忐忑不安入睡。這種念頭在每個人的腦袋裡迂迴縈繞，卻又阻擋不了人們對黑幫影片的喜愛。影片中的暴力幾乎已經上升到了美學的境界，那些讓人血脈賁張的廝殺場面激起了觀眾的快感。在多數人眼裡，黑社會中的血雨腥風都只是停留在影視劇中的遠離現實生活的情境，有時它也存在於人們的幻象之中。它凝聚著人們心中最原始的那份“惡念”。

我們覺得可以相信依賴的人，只存在於童話或者是影視劇當中，而且，不介入他人生活的個人主義意識以及維持表面性的親暱的原則，成為人際關係的主旋律。然而，人際關係越是沿著這個趨勢邁進，個人所要承擔的包袱就會變得越加沉重。一次失誤或是一次錯誤的選擇，會讓千里之堤毀於一旦的危機意識，像蛛網一般黏滿了整個靈魂。

內心的不安感越強，就越希望出現一個強有力如救世主一般的領導人。不用思考任何事情，一切就按他所說的去做，所有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只要進入他的組織中，就不會再產生苦惱；在含糊不清的狀態下，也沒有必要為了做出選擇而不知所措，只需按照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