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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文史通義·繁稱》）

看他指摘文人的死守古典，而忘記了所寫的是什麼。

“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文史通義·古文十弊》）

這些議論都是非常痛快，非常精到的。可惜，談到文學本身，他還是很守舊的，如“戰國之文皆源出於六藝”，又是牽強的找文學來源。“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便是塞住文學的去路。他好象是十分明白摹古的弊病，而同時沒有膽氣去評斷古代作品的真價值；這或者是因為受了傳統思想的束縛，不敢叛經背道，所以只能極精切的指出後世文士的毛病，而不敢對文學本身有所主張。因此，他甚至連文集也視為不合幹古：“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文史通義·文集》）古無文集，後人就不應刊刻文集，未免太固執了；難道古人不會印刷術，今人也就得改用竹帛篆寫嗎？

最近的文說：新文學的運動，到如今已經有四五十年的歷史，最顯著而有成績的是“五四”後的白話文學運動。白話文學運動，從這個名詞上看，就知道這是文學革命的一個區域性問題；是要廢棄那古死的文字，而來利用活的言語，這是工具上的問題，不是討論文學的本身。胡適先生在主張用白話的時候，提出些具體的辦法：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語爛調。

五、不講究對仗。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語俗字。

這仍是因為提倡利用白話，而消極的把舊文學的弊病提示出來，指出新文學所應當避免的東西。中國文學經過這番革命，新詩，小說，小品文學，戲劇等才紛紛作建設的嘗試。但是，設若我們細細考驗這些作品，我們不能說新文學已把這“八不主義”做到；有許多新詩是不用中國典故了，可是，改用了許多古代希臘羅馬神話中的故事與人物，還是用典，不過是換了典故的來源。“言之無物”與“無病呻吟”的作品也還很多，不合文法的文字也比比皆是。這種現象，在文學革命期間，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其重要原因，還是因為這個文學革命運動是區域性的，是消極的，而沒有在“文學是什麼”上多多的思慮過。就是有一些討論到文學本身的，也不過是把西洋現成的學說介紹一下，我們自己並沒有很大的批評家出來評判指導，所以到現在偉大的作品還是要期之將來的。

最近有些人主張把“文學革命”變成“革命文學”，以藝術為宣傳主義的工具，以文學為革命的武器。這種主張是現代的文藝思潮。它的立腳點是一切唯物，以經濟史觀決定文學的起源與發展。俄國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握有政權，正在建設普羅列太裡列①的文化。文藝是文化中的一要事，所以該當掃除有產階級的產物，而打著新旗號為第四階級宣傳。

這種手段並不是新鮮的，因為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也是想以文藝放在政治之下，而替政治去工作。就是中國的“文以載道”也有這麼一點意味，雖然中國人的“道”不是什麼具體的政治主義，可是拿文藝為宣傳的工具是在態度上相同的。這種辦法，不管所宣傳的主義是什麼和好與不好，多少是叫文藝受損夫的。以文學為工具，文藝便成為奴性的；以文藝為奴僕的，文藝也不會真誠的伺候他。亞里士多德是比柏拉圖更科學一點，他便以文藝談文藝；在這一點，誰也承認他戰勝了柏拉圖。普羅文藝中所宣傳的主義也許是很精確的，但是假如它們不能成為文藝，豈非勞而無功？他們費了許多工夫證實文藝是社會的經濟的產兒，但這隻能以此寫一本唯物文學史，和很有興趣的搜求出原始文藝的起源；對於文學的創造又有什麼關係呢？文藝作品的成功與否，在乎它有藝術的價值沒有，它內容上的含蘊是次要的。因此，現在我們只聽見一片吶喊，還沒見到真正血紅的普羅文藝作品，那就是說，他們有了題目而沒有能交上卷子；因為他們太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