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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Wilde）①便是個好證據。據他看，藝術家的生命觀是唯一的，清教徒是有趣的，因為他們的服裝有趣，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信仰怎樣。這樣的生命觀，是不能不以享樂為主。因此，他們便把社會視為怪物，而往往受著壓迫。在文藝上，因為他的人生態度是如此，也就主張為藝術而藝術，而嫌與現實的生活相距太遠了。

理想主義：這在文藝上根本不成立，因為無論是在古典派，浪漫派，寫實派，唯美派，都不能沒有理想；除了寫偵探小說的大概是滿意現代，不問事的對不對，只描寫事的因果，幾乎沒有文藝作品是滿意於目前一切的。烏托邦的寫實者自然是具體的表示：對現世不滿，而想另建理想國；但是那浪漫派的與唯美派的作品又何嘗不是想脫離現代呢？所以，這個主義便不能成立（在文藝上），或者說它在文藝上太重要了，短了它文藝便不能成立，所以不應使它另成一個主義。我們且引幾句話作證：

“有人說，文藝的社會使命有兩方面。其一是那時代和社會的誠實的反映，別一方面是對於那未來的預言底使命。前者大抵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後者是理想主義或羅曼主義的作品。但是從我的《創作論》的立腳地說，則這樣的區別幾乎不足以成問題。文藝只要能夠對於那時代那社會盡量地極深地穿掘進去，描寫出來，連潛伏在時代意識社會意識裡的無意識心理都把握住，則這裡自然會暗示著對於未來的要求和慾望。離了現在，未來是不存在的。如果能描寫現在，深深的徹到仁核，達到了常人凡俗的目所不及的深處，這同時也就是對於未來的大啟示、的預言……我想，倘說單寫現實，然而不盡他過於未來的預言底使命的作品，畢竟是證明這作品為藝術品是並不偉大的，也未必是過分的話。”（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魯迅譯）

這很足以說明理想的重要，也暗示著理想不必成為理想主義，而是應在一切文藝之中；那麼，我們無須再加什麼多餘的解釋了。

這兩講是抱定不只說派別的歷史，而是以文藝傾向的思想背景，來說明文學主義上的變遷的所以然。這樣，我們可以明白文藝是有機的，是社會時代的命脈，因而它必不能停止生長髮展。設若我們抱定了派別的口號，而去從事摹擬，那就是錯認了文學，足以使文學死亡的。

普羅文學的鼓吹是今日文藝的一大思潮，但是它的理論的好壞，因為是發現在今日，很難以公平的判斷，所以這裡不便講它。我們現在已覺到一些新的風向，我們應當注意；這個風到底能把文藝吹到何處去，我們還無從預告。

第十二講　文學的批評

所謂文學批評者，就是文學討論它自身。普通的人讀書，只說我愛這本書，不愛那本書，為什麼呢？因為這本書對我是有趣的，那本書沒有趣。但是，為什麼有趣呢？普通的人便不深究了。另有一些人，他們不但是讀書，而且要真明白它；於是他們便要找出個主旨來，用以說明他們為什麼愛這本書，不愛那本書。這樣，研究文學的人也必須是文學批評者，他不只說我愛這本書，而且也要問：為什麼它可愛？它是應當可愛嗎？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必須從許多文學作品中，找出個主旨來，好幫助他批評某個文藝作品——文學批評便於此形成了。

文學批評有許多種，我們為省事起見，就用莫爾頓（Ｒ．Ｇ．Ｍｏｕｌｔｏｎ）的方法，把文學批評分為四大類——理論的批評，歸納的批評，判斷的批評，與主觀的批評。在我們說明這四類以前，應當對中國的文藝批評家，如劉勰、袁枚等致歉，因為他們的批評理論雖有相當的價值，但是沒有多少人去應和他們。所以在中國，文學批評並沒有在文學中成為很顯明的一枝，對於批評這個詞也沒有確切的說明。因此，我們還是用西洋的理論較為清晰。現在我們依次說明這四大類：一、理論的批評：理論的批評好似文學中的哲學，它是講文學原理的。在最初的兩個批評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便有顯然相反的學說，因為他們對文學的基本原理的假設是不同的。柏拉圖是以文學應為哲學的，他把哲理放在文學以上。亞里士多德是以文學為藝術的，他把文學的怎樣表現放在真理以上。在柏拉圖的《理想國》第十卷裡，梭格拉底說：

“……以詩表現的藝術對於聽者是極有害的……自我幼時，我對荷馬即極敬愛，至今猶不願暢所欲言，因為他是那美的悲劇作者們的大首領與教師；但是，我還得說出來，因為人不應受超過真理的尊崇。”

梭格拉底開始證明藝術是摹仿，離真理甚遠，因此他問：“哥老肯，你想一想，假如荷馬真能教訓與改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