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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以能否感動為準的。理智不是壞物件，但是理智的分子越多，文學的感動力越少，因為“文學都是要傳達力量，凡為發表知識的不是文學”。我們讀文藝作品也要思索，但是思索什麼？不是由文學所給的那點感動與趣味，而設身處地的思索作品中人物與事實的遭遇嗎？假如不是思索這個，文學怎能使我們忽啼忽笑呢？不能使我們哭笑的作品能否算為文學的成功？理智是冷酷的，它會使人清醒，不會讓人沉醉。自然，有些偉大的詩人敢大膽的以詩來談科學與哲理，象Lucretius①與但丁。但是我們讀詩是否為求知呢？不是。這兩位詩人的大膽與能力是可佩服的，但是我們只能佩服他們的能力與膽量，而不能因此就把科學與哲理的討論作為詩藝的正當的題材。因為我們明知道，就以但丁說吧，《神曲》的偉大決不是因為他敢以科學作材料，而是在乎他能在此以外還有那千古不朽的驚心動魄的心靈的激動；因此，他是比Lucretius更偉大的詩人；Lucretius只是把別人的思想鑄成了詩句，這些思想只有一時的價值，沒有文學的永久性。我們試看杜甫的《北征》裡的“……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眉目闊②。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竟挽須，誰能即嗔喝……”這裡有什麼高深的思想？為什麼我們還愛讀呢？因為其中有點不可磨滅的感情，在唐朝為父的是如此，到如今還是如此。自然，將來的人類果真能把家庭制度完全取消，真能保持社會的平和而使悲劇無由產生，這幾句詩也會失了感動的能力。但是世界能否變成那樣是個問題，而且無論怎樣，這幾句總比“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陶潛）要留傳得久遠一些，因為杜甫的《北征》是人生的真經驗，是帶著感情寫出的；陶潛的這幾句是個哲學家把一段哲理裝入詩的形式中，它自然不會使讀者的心房跳躍。感情是否永久不變是不敢定的，可是感情是文學的特質是不可移易的，人們讀文學為是求感情上的趣味也是萬古不變的。我們可以想象到一個不動感情的人類（如Aldous　Huxley①在Brave　New　World②中所形容的），但是不能想象到一個與感情分家的文學；沒有感情的文學便是不需要文學的表示，那便是文學該死的日子了。那麼，假如有人以為感情不是不變的，而反對感情的永久性之說，他或者可以承認感情是總不能與文藝離婚的吧？

偉大的文藝自然須有偉大的思想和哲理，但是文藝中怎樣表現這思想與哲理是比思想與哲理的本身價值還要大得多；設若沒有這種限制，文藝便與哲學完全沒有分別。怎樣的表現是藝術的問題，陳說什麼是思想的問題，有高深的思想而不能藝術的表現出來便不能算作文藝作品。反之，沒有什麼高深的思想，而表現得好，便還算作文藝，這便附帶著說明了為什麼有些無理取鬧的遊戲文字可以算作傑作，“幽默”之所以成為文藝的重要分子也因此解決。談到思想，只有思想便好了；談到文藝，思想而外還有許多許多東西應當加以思考的：風格，形式，組織，幽默……這些都足以把思想的重要推到次要的地位上去。風格，形式等等的作用是什麼？幫助思想的清晰是其中的一點，而大部分還是為使文藝的力量更深厚，更足以打動人心。筆力脆弱的不能打動人心，所以須有一種有力的風格；亂七八糟的一片材料不能引人入勝，所以須有形式與組織。怎樣表現便是怎樣使人更覺得舒適，更感到了深厚的情感。這便是Longinus①所謂的Sublime②，他說：“天才的作品不是要說服，而是使人狂悅——或是說使讀者忘形。那奇妙之點是不管它在哪裡與在何時發現，它總使我們驚訝；它能在那要說服的或悅耳的失敗之處得勝；因信服與否大半是我們自己可以作主的，但是對於天才的權威是無法反抗的。天才把它那無可抵禦的意志壓在我們一切人的頭上。”這點能力不是思想所能有的。思想是文藝中的重要東西，但是怎樣引導與表現思想是藝術的，是更重要的。

我們讀了文學作品可以得到一些知識，不錯；但是所得到的是什麼知識？當然不是科學所給的知識。文學與別的藝術品一樣，是解釋人生的。文學家也許是寫自己的經歷，象杜甫與W－ordsworth③，也許是寫一種天外飛來的幻想，象那些烏托邦的夢想者，但是無論他們寫什麼，他們是給人生一種寫照與解釋。他們寫的也許是極平常的事，而在這平凡事實中提到一些人生的意義，這便是他們的哲理，這便是他們給我們的知識。他們的哲理是用帶著血肉的人生烘托出來的，他們的知識是以人情人心為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