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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外國的政治家，他比任何人更善於利用報刊

去增強兩國公眾的新聞感受力。事實的確如此，克里夫蘭的《實話報》是阿

登納藉助的第一家美國輿論機構。它雖然不是一家大報紙，但他在1949　年

12　月就透過這家報紙吐露出新生的聯邦共和國對它防務的關切。阿登納不在

乎報紙的大小，只要它能產生廣泛的影響力。他說，“請看，金斯伯裡·史

密斯先生是非常有名的美國記者，他撰寫的文章登在兩千家美國的報紙。。

我不認為不利用這個機會去向美國公眾說明一些問題是不智的。”

阿登納做得很成功。他贏得了美國人對他的普遍好感，從華府官員到普

通百姓。1953　年4　月阿登納在首次訪美期間，他就掌握了贏得美國人支援的

訣竅。他有演說的天才，他也知道他們要聽些什麼。從那以後，他對美國的

每一次訪問都進行得相當順利。他在美國擁有了理解他政策的最好的朋友。

這些對德美關係的增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對德美關係的正確估計使阿登納從擔任聯邦總理開始，就有意識地從美

國方面尋求最可靠的支持者。第一個是美國高階專員約翰·麥克洛伊，他與

阿登納是親戚，麥克洛伊夫人是阿登納亡妻的表妹。但更為重要的是阿登納

知道麥克洛伊在支援聯邦共和國恢復最低限度主權的政治觀念上與他是一致

的。信任和友誼使麥克洛伊給了他相當的行動自由。之後，是杜魯門總統的

國務卿迪安·艾奇遜。阿登納利用了艾奇遜對他的充分理解和同情取得了不

受約束的廣泛行動自由。到1951　年3　月，透過艾奇遜，阿登納實現了從佔領

法規的小修改到成立權力有限的外交部這一重大意義的轉變。在約翰·福斯

特·杜勒斯接替艾奇遜之後，阿登納又和杜勒斯發展了一種新的信任關係，

雙方把這種關係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同的政治觀點再加上密切的私人

友誼。防禦無神論共產主義滲透的信念將這兩個人，也將他們各自的國家牢

牢地拴在一起。阿登納曾經說，杜勒斯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在杜勒斯不幸去

世後，阿登納將他的簽名照放在他的辦公桌上。當有一次有記者問他他認為

誰是他最欽佩的當代偉人時，他指向了杜勒斯的照片。

但是，在阿登納與杜勒斯的個人關係發展後，他漸漸忽視了兩個因素。

第一是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外交決策中的決定性作用。儘管在杜勒斯六年

國務卿任期內行動相當自由，總統的決定也大多根據他的建議，但是，在日

內瓦會議以後，兩人對有關歐洲中立化問題還是有了明顯的分歧。難怪乎

1958　年5　月杜勒斯患癌症不幸去世，使阿登納感覺意味著“雙倍沉重的損

失”，杜勒斯的死使德美關係出現了難以填補的空白，而這正是在阿登納內

政外交的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

第二是由於對某個人的依賴，使阿登納很難適應1961　年美國總統變更所

帶來的人的變化和政治的變化。　1960　年又是美國大選年，阿登納盼望著艾

森豪威爾的副手、共和黨人理查德·尼克松當選，因為他們私交甚深，政治

觀點有許多接近。1960　年3　月，阿登納第七次訪問美國時，還專門登門拜訪

了尼克松的家。當時的專欄作家路絲·蒙哥馬利為此寫道：“八十四歲的德

國總理同這位四十七歲的美國人之間的友誼迷住了華盛頓官方。這兩位政治

活動家至少在早先舉行過多次會晤和商談，但最近這一次無疑是最為親切

的。——如果尼克松人主白宮，那阿登納似乎就已經為再一次建立像他和已

故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有過的那種親密無間的聯絡奠定了基礎。”

1960　年11　月，美國大選揭曉，結果令阿登納大失所望。民主黨候選人約翰·肯

尼迪以微弱優勢戰勝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松，人主白宮。肯尼迪很年輕，進白

宮時僅四十二歲。他代表了美國戰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政治家的思想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