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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是鄭板橋繼揚州以外的主要生活舞臺，公元一七四二年春天當他以一個功成名就者的身份坐上範縣正堂的太師椅，手裡有了一點閒錢後，迫不及待所幹的一件事就是出版自己的詩集。要此之前他已娶了個名喚饒氏的小家碧玉當小老婆。“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討小”曾作為那個時代滿身酸氣的知識分子人生得意後的主要功課，遺憾的是一向以憤世嫉俗著稱的鄭，非但未能跳出這一傳統窠臼，反而變本加厲、以一身而兩兼之。（語見瞿兌之《養和室隨筆》）但我可以保證他的娶妾僅僅出於宗嗣方面的考慮，並無多少風月與*的因素在內。他嚴重的同性戀傾向使他對女人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厭惡與迴避。我們很快可以看到，一年多以後饒氏僥倖得子，馬上就被無情地遣送回鄭的興化老家居住（其子於五年後死去），而他去世的原配徐氏生前就在那裡、攜帶兩個女兒守了多年的活寡。有些論者總喜歡喋喋不休地根據鄭的自吹肯定他的親民思想，但他對待自己家人這樣的態度，使我們有理由對此保持足夠的懷疑。我們還可以看到，幾年後他的二女兒出嫁，儘管那時鄭已囊中頗豐，但為了證明自己的風雅與清貧，他僅送了她一幅墨蘭作為嫁妝。而根據《板橋潤格》，當時他尺寸最大的畫作市場價格也不過只值白銀六兩。

那麼對於鄭詩中口口聲聲自我標榜的關心民瘼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呢？這在當時既被他用來往自己臉上貼金，又作為打擊別人的有效武器。政治考量在我看來是觀察這些作品的一個相當有效的角度。作為一生都以矯揉造作為能事、彷彿演員不停變換角色的人，鄭初任縣令時給自己的形象定位是閒適與太平。“拾來舊稿花前改，種得新蔬雨後肥”，“日高猶臥，夜戶長開。訟庭花落，掃積成堆”，這就是他上任初年所作的《有年》與《止足》中的名句。儘管這仍然拾人牙慧，因為《清稗類鈔》引前人筆記中就有“政平人和，訟庭花落，厥為雅吏”這樣的說法。（典出清初袁籜庵事，見顧公燮《丹午筆記》）但問題是他的生活偶像兼恩師李復堂在距這裡不遠處的滕縣由於風雅過度，最終惹出了大禍，甚至還以瀆職罪吃了幾年官司。完全出於矯枉過正的目的，鄭為自己在政治舞臺上重新選擇的角色是勤政愛民。當時適逢黃河發大水，剛調任濰縣不久的鄭急於建立功績，不經請示　就啟動國家糧食儲備賑濟鄰縣災民。好在他當時的上司同樣也是一個好大喜功的傢伙，這事也就糊里糊塗過去了。幾年後黃河繼續發大水，鄭非但故伎重演，甚至強令“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令其平糶。”（法坤宏《國朝耆獻類徵》）平日坐堂聽訟只要一方是平民，不管有錢的那一方怎樣含冤受屈，也一定會非輸掉官司不可。後來甚至發展到我們前面所說的“監生以事上謁，輒庭見，拍案大罵，馱錢奴有何陳乞，此豈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脫其帽，足蹋之，或捽頭黔面驅之出”這樣可怕的程度。彷彿我們看到的不是一位據稱有賢政之名的縣令，而是殺富濟貧的梁山好漢、或五十年代初某些極左的土改工作隊的隊長。他的農民出身所發自本能的對中產階級的憎惡，至此終於發展到了頂點。因此，由於士紳階層的憤怒以及新任上司的不滿所直接導致他的被免職，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連上引《國朝耆獻類徵》一書作者法坤宏為他所作的小傳中，也說他“臧否人物，無所顧忌……而嵌崎歷落，於州縣一席，實不相宜。”不能否認鄭板橋的偏激政令所帶給當地老百姓的實惠與好處，我甚至打算相信有些傳記裡津津樂道的“濰人戴德，為立祠”這樣的美譽。（《咸豐興化縣誌》卷八）問題是他作為一個代表政府形象的地方長官行事如此造作，在政治上顯然是不可取的，在他個人的人生中也是失敗的。至於說他離任時因將宦俸都捐給了地方，以至皮夾子掏不出一分錢，行李箱裡也只有幾本書而已，對這種矯情的說法我一直持保留態度。因為在任期間他除了刻稿討小，支付長年累月的狎嫖費用外，還在家鄉興化置田買宅，後因新屋式樣不理想，又在城東鸚鵡橋一帶買地另造，光地價就花了五十兩白銀。考慮到清代七品官職每年幾十兩銀子的俸入，這樣的開銷也已經不算太小。然而讓人不敢相信的是幾乎與此同時，我們發現他在致堂弟鄭墨的家書中又在大罵他同時代的文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個好結果。”好在我們現在對兩個板橋的不同嘴臉多少已有了一點認識，因此面對這樣的尷尬事實，過於吃驚或過於感慨都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我們需要做的也許僅僅是：在接受一個人的整體形象以前瞭解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