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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盧矮子的傢伙，本身就是一位名氣很大的詩人，加上又身處財富與權勢的中心，其對四方窮愁潦倒文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由於清廷的鹽政像今天的菸草一樣採用嚴格的專賣制度，官督商銷，從沿海產區運往內地，其中的利潤最高竟有百分之五百之巨。而都轉運使大人就是掌握鹽引（食鹽專賣證），權勢熏天，想讓誰發財就讓誰發財的那個人。商人們手攜珠寶與美妓整天圍繞著他的情景，如同一群餓犬圍繞著一塊肥肉，而朝中大佬因為每年都指望他豐厚的“炭敬”和“冰敬”，與他的關係自然也就非同尋常。以至這個職位在後世的經濟學家眼裡，被視為官僚資本、商業資本黑箱運作的一個典範。打秋風的文人墨客在考慮物件時往往也視此為首選，何況慨然以一代宗師自命的盧矮子以及稍後的曾賓穀風雅的生性，使他們對有求者基本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以這個從三品官職年俸銀一百三十兩的區區收入，要支援這樣體面豪奢的生活顯然非常困難。受賄以及巧立名目侵吞公款，於是也就成了當時情況下可供選擇的主要手段。可憐的盧矮子後來終因江南鹽政案的全面爆發而伏誅。繼任者曾賓谷的下場自然也同樣倒黴。“曾為鹽政時，有孝廉某謁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以詩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樂老臣心’，上句謂其諂和坤得進，下句謂其日事荒宴。言官以上詩上聞，曾遂得罪永廢。”（《清詩紀事》第十四冊）此事後來被龔自珍寫入他那著名的《詠史》一詩，其中除郁達夫先生所激賞的名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以外，尚有“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貧狎客操全算，團扇才子踞上游”云云，儼然一副揚州政治、商業、文化的眾生相。確實如此，如果你想要了解清代中期中國知識分子在現實人生中的真實嘴臉，應該找不到比揚州更好也更深刻的舞臺。

鄭板橋上詩一事發生在盧剛到揚州上任後不久，在這滿紙諛詞的四首律詩中，為了求得盧的力薦，竟然將他比作是王昌齡、李白和杜甫，同時又毫不客氣地吹捧了一通盧的父親以及家世的清德，然後才婉轉地提到自己“惟餘引對又空還”的不幸現狀。最後又突然筆走邊鋒，以退為進，自稱“吹噓更不勞前輩，從此江南一頑梗”，其精義完全符合司空圖論詩所要求的“不著一字，盡得*”。在巴結其他權貴人物時，鄭使用的大致也是這種高明手段。但他的未能如願以償主要出於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尋常詩才還不足以引起這些南方政界權要的重視，二是盧當時適逢朝廷突然檢查財務，驚恐不安，以至無暇他顧。在經過將近兩年的漫長等待與失望後，鄭只好又跑到北京去另找門路。神通廣大的李復堂為他引見了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其間，也不知鄭使用了什麼秘密武器，以至迅速討得了這位小他近二十歲的王爺的歡心，僅半年不到，一頂山東範縣知縣的烏紗帽旋即到手。可以想見這個堂堂七品正職對多年來一直擔任鄉村教師兼流浪畫家，嚐盡窮愁滋味的鄭的重要意義。在當年由鄭親自手寫刀刻，承攬全部出版活計，併為之撰寫跋文的慎郡王的兩冊詩集《隨獵詩草》與《花間堂詩草》中，顯然出於感恩戴德的理由，鄭一口氣拉來五位唐代大師加一位宋代名將——杜甫、韓愈、王維、杜牧與韋應物，還有岳飛——來形容這位年僅二十餘歲的詩歌愛好者的藝術成就。（“英偉俊拔之氣，似杜牧之。春融澹泊之致，似韋□□。□□清遠之態，似王摩詰。沉□□□□□，似杜少陵、韓退之。”“紫瓊道人深得讀書三昧，便有一種不可羈勒之處。試讀其詩，如嶽鵬舉將兵，隨方佈陣，緣地結營，不必武侯八陣圖矣。”鄭燮《隨獵詩草、花間堂詩草跋》，原文有脫字。）就算我們不去過多指責這種所謂評論骨子裡的諂媚與不負責任，甚至相信他當初寫作態度的真誠——為了在最大程度上報答自己的恩人。但我們又如何理解此前此後他對別人巴結豪門、挾權貴自重的鄙夷和憤怒呢？我有一個痛苦的發現那就是，當我們對擅長搞政治的那位鄭板橋的瞭解越深，我們和傳統印象中的那位搞藝術的鄭板橋的距離也就越遠。任何推崇他的人都樂於舉出他的清正與骨氣作為立論依據，但恰恰在這一點上，他像畫在紙上的那些自我標榜清高的梅蘭竹之類一樣，根本經不住現實風雨的淫浸與吹打。鄭板橋對今天的文學史家的意義顯然在於他用文字為自己塑造的那個高大、空洞的自我形象。如果打一個比方，他善於讓我們看到水面的亭亭荷花，深藏起下面滿身汙泥的藕節——這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兩個板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真正的鄭板橋一生被迫充當的只是它們之間的調解者與仲裁者的角色。

兩個板橋（4）